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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民居村落考察之客家围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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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3 00:56: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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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民居村落考察之客家围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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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三省都有代表各自地方特色的民居,即赣南围屋、闽西土楼、粤东围龙屋。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辉映,共同构成了客家民居的奇异文化景观。

一、围屋概说

围屋,即围起来了的房屋。其外墙既是围屋每间房子的承重外墙,也是整座围屋的防卫围墙。围屋的大门门额上大多有某某围的题名,如“磐安围”、“燕翼围”、“龙光围”之属,故有是称。当地人也多有从其功能特点上称之为“水围”(有人认为即“守围”之音转,也有人释为是因围内备设有“水井”故名)者,也有的将之与村围及有坚固防御围墙的民居,统称为“土围仔”或“围仔”。

1.分布状况

赣南,指现属江西省赣州地区统辖(古代分属赣州府、南安府、宁都直隶州)的十八个县市。即赣州市、赣县、兴国、于都、信丰、会昌、安远、寻乌、龙南、定南、全南(以上为赣州府)、大余、上犹、崇义、南康(以上为南安府)、宁都、瑞金、石城(以上为宁都直隶州)。赣南围屋主要分布在龙南、定南、全南(地方习称“三南”),以及寻乌、安远、信丰的南部,大致恰好在江西南端嵌入粤东北的那一个范围。此外,在石城、瑞金、会昌三县也分布有少量的小土楼和零星围屋;于都、宁都、兴国三县交界地则流行村围。

围屋以龙南县的最具代表性,也最为集中。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围屋尚有200座以上。有些山谷村庄,往往一个自然村,便有七八座。形制形式也最全,除大量方形的围屋外,还有半圆形的、近圆形的和不规则形的。平面上既有“国”字形围,也有“口”字形和“回”字形围;结构上既有三合土和河卵石构筑的,也有青砖和巨条石垒砌的;体量上既有赣南最大的围屋——关西新围,也有最小的围屋——里仁白围(俗称“猫柜围”,形容小如养猫之笼);年代上则有赣南现存最早的一座围屋——乌石村盘石围。杨村的燕翼围、桃江的龙光围、关西的新围,都是赣南围屋中具有代表性的精品。

定南县几乎各乡镇都有围屋,但较为零散、精品也少。多用生土夯筑墙体,故屋顶形式也多为悬山,此为别县所少见。全南县围屋基本上采用河卵石垒砌墙体。为了争取到多一层的射击高度,大部分围屋顶上四周还砌有女墙和射击孔,以便必要时上屋顶做殊死抵抗。安远县围屋主要分布在以镇岗、孔田乡为中心的南部各乡镇,现约存一百余座。信丰县围屋较破残,今多存见于小江乡。寻乌县属珠江水系,过去向受粤东文化影响,因而这里南部乡镇多行围龙屋,其正面两隅多设有炮楼。以上各县围屋,估计总数至少在600座以上。

2.主要特征

典型的围屋,平面为方形,四角构筑有朝外凸出1米左右的炮楼(碉堡),外墙厚在0.6米~1.5米间。围屋立面高二至四层,四角炮楼又高出一层。外墙上不辟窗,仅在顶层墙上开设一排排枪眼,有的还有炮孔。屋顶形式以硬山为主。围内必设有一至两口水井。围门一般为一孔,大者则有两孔。围屋平面“口”字形的除四周围屋外,围内别无房屋,这一类数量较少,规模也较小。而“国”字形围屋则是在围内还建有一座带祖堂的主体建筑,这类府第式民宅较为常见,小者或一明两暗,但更多的是三堂两横,或规模更大的中轴线对称式宗祠民居,大者面积近万平方米。建筑材料以砖石为主,墙体大多采用俗称为“金包银”的砌法,即三分之一厚的外皮墙体,用砖或石砌,三分之二厚的内墙体,则用土坯或夯土垒筑。

围屋楼层一般比粤东的围龙屋高,而较闽西的土楼低。较之闽粤围楼,赣南围屋的防御功能更为完善。围屋四角所建的炮楼,其功用显然是为了便于警戒和打击已进入墙根或瓦面上的敌人。这些炮楼形制多样,不仅建在四角,有的还建在墙段之中,如同城防之“马面”。还有的则在四角炮楼上,再抹角建一单体小碉堡,从而完全消灭了死角。另外,在围门的设计上,也体现了追求万无一失的特点。门是整个围屋的安危所在,故一般在板门之后,还设有一道闸门。而有的围屋则在闸门之后,还设有一道便门,板门之前设一道“门插”(栅栏门,如同广东之“躺龙门”)。为防火攻,门顶还设有漏水孔。总之,防卫是围屋的最大特点。

3.聚族而居

围屋是一种集家、堡、祠于一体的设防性民居,围内不仅设计有水井和专门积屯粮草的房间,甚至连“土地庙”(俗称“社公”)也搬进围内(一般设置在围门内侧),即使敌人长困久围,也可照常祈神保平安。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具有割据性,只要将围门一闭,几乎就是一个独立王国。住在围里的人,不论多少,一般都是某一共同男性祖先的后裔。围内人相见,互以叔伯兄弟、姊嫂婶侄相称。因此,围屋的第二大特点是“血缘性”。

维持这种血脉关系的纽带,便是每年定时进行敬宗祭祖活动。故围内必设有“祖堂”这一功能的公共建筑。它一般设在围中的核心位置上,并以之作为中轴线,将围内建筑对称布局。围内实行族长管理制,这对一些大围屋来讲尤为重要。如龙南县武堂乡的田心围,最多时围内住过900余人。安远镇岗乡的东生围,现在尚分成5个村民小组,住有300余人。诸如围内的交通、卫生、排水、纠纷等等,都得有个德高望重的人统一管理。他们平时各为家政,祭祖行礼时,便是一个大家庭。遇到外敌时,整个围民又成为一个统一的战斗集体。

4.空间处理

围屋是种封闭性的、聚族而居的大型民居。如何正确利用围内有限的空间,便成为围屋设计者和围居者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首先,不管围内(指“国”字形围)营建多少间房屋(像关西新围和东生围,平面都在200间以上),必求整齐划一、街巷分明,以保证围内交通、通风、采光的便利。其次,要保证围内有适当的室外空间。农家生活本来晾晒浆洗的东西就多,加之围内人口、房舍集中,因此,每座围屋都很注意留出一块阳光地,俗称“禾坪”。“口”字围自不必说,“国”字围,则一般置于围内的厅堂前。围屋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室内公共空间,这便是“祖堂”和“围门厅”。祖堂,是围民的圣殿,必位于中轴线上的最深处。其前部或许还有正厅、中厅、前厅等引伸厅堂。厅堂每进之间,有巷道通往两侧横屋,这是人们举行重要礼仪活动的公共场地。但围民最爱聚集的地方,还是围门厅,因主厅堂太庄重,光线也黯淡。门厅则不仅光线好、通风好,且还是进出围门的哨口。因而,它成了围民日常感情交流的主要场所。门厅两边多固设有长凳或树筒、石墩等备坐,几乎任何时候造访围屋,这里都会有人,若遇生人他们就会“笑问客从何处来”。

围屋不仅有刻意设计的公共空间,而且也很注意平时对它的约束管理。因为居围日久必致“生齿日殷、萃处稠密”,出现占用公共场地的现象。所以,许多大围屋都立有公约,如龙南武堂田心围,在前厅侧墙上便嵌有一方禁碑,其中内容有:“祖堂乃先公英灵栖所,永禁堆放竹木等项;天井、丹墀永禁浴身污秽;围内三层街坪巷道,乃朝夕出入公共之路,永禁接檐截竖及砌结浴所、猪栏、鸡栖等项;围外门坪斗角,永禁架木笠厕、蔽塞外界……”此碑刻立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

围屋底层基本上为厨房和客厅,有些为“前厨后厅”。楼上一般为卧室和贮藏间。从立面上看,围屋四角炮楼高于四周围屋楼房,围屋楼房又高于围心建筑,为了取得更多的利用空间,围屋楼房一般在二三层内檐设有环行通廊,俗称“外走马”。

5.构造艺术

围屋是以防御为主要特征的民居,如何使围屋易守难攻,是造围者苦心孤诣之处。如厚实的围屋墙体,大多外包砌砖石,内皮三分之二厚的生土墙砌至顶层楼时,便收分成环形的“坎墙通廊”即“内走马”,以便作战时防御用。就此便体现了两方面的构造艺术:一方面既保证了易受攻击部分墙体的坚厚度,又利用了上部不易受攻击而显得过厚的墙体,做成一周“内走马”;另一方面则既节省了建筑材料,又争取到了实用的防卫空间。又如燕翼围,为了防备长困久围,墙体中甚至还设计有四个斜向的“排污道”,以便人出不了围又被堵塞排水沟时,也能将污便排泄围外,还有前述的炮楼构建、围门设计等,均可谓用心良苦,尽善尽美。

围屋墙高壁厚,外观冷峻,使人感到壁垒森严。而在围内、尤其是在“国”字形围的厅堂建筑中,则突出表现了其细部艺术。祖堂或祠堂是围民婚丧吉庆、祭拜祖宗的公用房屋,堂屋的好差或档次的高低,往往代表着一围或一姓一房的脸面或地位。因此,祖堂或厅堂中的梁架垫木、门窗门额、柱联柱础、天花铺地等,都要尽其资财之所及、毕其工艺之所能、精益求精地进行装饰装修。如祠堂大门门面,一般为仿木构牌楼线脚装饰或雕刻,额书堂号或其他标榜门第出处的文字。厅堂内均铺青砖或方砖,天井阶沿皆用巨条石打制。厅堂一般不设楼层,尤其正厅或祖堂。因按传统祖位所在,其上是不敢设层置物住人的。因此,大多为彻上露明造,故梁架制作精美,有的还镂刻绘彩,而梁托雀替则基本上都是艺术化的刻镂;厅堂的下厅或前厅多用天花板,上绘民俗彩画,高级的还设有藻井;朝厅堂开设的门窗,绦环板上均雕刻人物故事或花卉祥兽,风格近徽雕;天井两侧厢房,则用六扇或八扇门墙,窗棂多为各种拐子纹与雕花棂相结合使用,表面髹漆,重要的雕刻还抹金;厅堂内用柱不多,有木质和石质之分,石质柱往往四面题刻对联。柱础雕饰形色多样。此外,围内用小卵石拼铺的室外花样铺地,以及悬挑的走马楼也颇具艺术特色。总之,围屋的外表朴实无华,甚至还给人以压抑感。但围内,则显出民间艺术的活泼、乡土文化的质朴和生活气息的浓郁。

二、围屋探源

客家是因魏晋后中原汉人南迁而形成的。常见的围屋,因外形与汉晋时地主豪强的庄园建筑——坞壁(又称坞堡)相似,于是,有的学者便认为:赣南围屋源自汉晋时中原盛行的“坞壁”建筑,并据客家人由北而南的迁徙过程,遂认为闽粤土楼和围龙屋,也是由此发展而来的①。笔者认为:事实远非如此简单。赣南围屋出现于明朝晚期,消亡于民国初期。自汉晋到明清,自中原到华南,时空跨度太大。当年中原汉人因“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被迫南迁,本是无目的性的。宋元时成为客家始民的那部分人,也是经过数十百年以上沿途盘桓,波浪式从黄河流域向淮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推移,首先来到赣南、闽西的北部县份的。可是,在中原南迁沿途的民居中,却不见流行过围屋民居,反而在赣南紧连粤东北的南部数县率先出现围屋。如果说这些地方若早有因袭,保存下一些清初以前的围屋是完全可能的(因围屋大多坚固耐久),但目前尚未发现围屋遗迹。再就坞壁平面来说,与围屋也存较大差异。据大量出土的汉晋坞壁看,大部分是在围墙内独立设一或两座高耸的炮楼。而四角设碉堡外形极似围屋的一例,反而是在广州汉墓中发现的。再则坞壁的围墙,是专职的围护墙,围屋则既是围护墙,又充任各房间的承重外檐墙。在赣南像广州汉墓出土的那种坞壁式围屋,则是在清嘉庆末年以后才出现并盛行起来的。因此,我认为,赣南围屋的源本,只能就近就地、往上和往周围寻找,而无须舍近求远跨越数千里、上千年的大时空去寻觅。至于坞壁与围屋的惊人相似,是否可暂且假设为:由于当时人文和自然条件与盛行坞壁的时代大体相似,从而唤起人们一种不约而同的潜意识。就像欧州中世纪也流行庄园城堡建筑,而不必考虑是否与中国坞壁有关一样。

但下面三种现象,我们却不能不注意。

1.原有城堡的影响

明后期以来,官府为了对付“三南”、安远一带的屡治不平的“盗贼”,采取的措施是设“巡检司城”(由武将充任、隶属州县指挥、专职镇压反抗势力的军事堡垒)和增设新县城。自明嘉靖年间始,先后在安远、龙南、会昌县分别设置了黄乡司城、下历司城、羊角水司城。以后又增设了定南、长宁(今寻乌县)和全南县,后又在这些县属下设置了高沙堡土城、新坪司城、观音阁司城等。这些司城或土筑或砖砌石垒,一般只设一或两孔城门。如黄乡司城:“周围一百二十五丈、雉堞二百有零,门曰:‘镇定’。”其周长仅略大于关西新围和东生围。观音阁司城:“周围二百二十五丈,高一丈五尺,宽阔九尺,辟门二,城楼二座。”②也只相当于一般村围大小。筑城堡有利于镇防“盗贼”,那么,官行民效,百姓造围屋,自然会联想到借鉴司城形状。这些小城堡出现于明代中晚期,在赣南又主要见于“三南”、安远一带,这与围屋发生的时代背景、分布区域是相吻合的。从围屋的状貌看,大围两门,小围一门,与司城也是一致的。变城楼为围屋角堡、变城墙和雉堞为围屋房间和枪眼,这也是作为民居的围屋,考虑经济实用、便于生活的结果。

2.山寨、村围的影响

赣南地属边远山区,自古以来,固有山寨、村围。先是草寇占山为王,垒寨盘守。如南宋时“赣寇陈三枪据松樟山寨”③。后官府也在要冲和易滋事的地方设寨防守。如南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二月,立赣、吉、南安要冲四寨。每寨屯兵百,地势联络,御寇为便,择三郡将官领之”④。明代则在赣南各险隘处设“长洛、平头、新田等十三个‘寨巡检’,每寨设弓兵一百名”⑤。百姓们为了同样的目的,往往也在村子附近山头垒寨,寇至举家避寨中,寇去则返村。至今赣南一些偏远乡村,尚能见到许多废弃的山寨。著名的如于都县银坑镇的“岳飞寨”,为北宋时岳飞来此镇压农民起义时所垒。

稍晚些时候,为更有利于保护生命财产,便出现了就村围砌墙垣的“村围”。所谓村围,即将整个村庄都包裹在内的围子。它与围屋的区别在于:围屋一般是由某一位财主一手策划、统一布局设计而建的,围内居民都是他一人的后裔。因此,构造较精工,整体性能好;村围则往往是先有一个同宗(也有不同宗姓的)的自然村,后因安全的需要,而聚众捐资出力修起的环村之围。因此,它面积一般较大,平面呈不规则形,围内建筑大多杂乱无章,炮楼、门楼根据需要而定。这种村围,赣南几乎各县都有,盛行围屋的地方,同样也盛行村围,有的围屋还在村围之内。较早的村围如于都县葛坳澄江村围,它设有东南西北四门,现县博物馆将其南门、北门的门匾收藏。其中北门门铭落款是“文天祥题”。

若从安全便利来看,围屋显然优于村围,村围又优于山寨。从三者的性能和外形看,山寨和村围显然仿自城堡,围屋则又显然脱胎于山寨、村围。

3.闽粤围楼的影响

从现有的调查研究资料来看,闽西南的土楼,似乎年代要略早些,嬗演关系也较为清晰。据刊,闽南华安县沙建乡的“齐云楼”刻石纪年为大明万历十八年(1590),同乡的“升平楼”纪年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另据《中国文物报》报道:漳浦县发现四座明代纪年土楼,分别为明嘉靖、隆庆、万历三个年号。而赣南现存围屋中,只有一座可推断建于明末。赣闽粤边,地理相错,社会背景大同小异,而明末清初,即围屋产生的年代,又有闽粤客家人大举“返迁入赣”的史实(现在赣南的客家人,大部分是明清时自粤闽迁来客家的后裔)。从赣南早期的围屋看,除了方形的外,尚有少量粤式围龙屋式的围屋和少数闽式圆土楼,而方土楼加上角堡者则更多见。尤其从一些细部构造看,如围屋的夹墙通廊(即内走马,闽称“隐通廊”)和内通廊(外走马),以及门头上防火攻的水漏等设计,与土楼的做法如出一辙。因此,围屋与土楼和围龙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却又三足鼎立,各领风骚。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赣南属长江水系,古代向视为中原的边缘,故史书称“南抚百越、北望中州”。这种地理上的原因,使赣南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更习惯于来自中原的影响。而闽西、粤东地处岭外,水系分属长江和珠江流域,它们同样也更易受自己下游经济发达区的文化影响。因此,赣闽粤边虽均系客家人聚居地,但赣南客家文化与他们尚存一定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民居上,便是趋向于赣北民居风格,围屋则就方而不就圆弧,并多用砖石材料。这显然是不断吸取中原文化的结果。明末清初,闽粤人虽大量涌入赣南,但他们毕竟是丧失产业的“新客”,因此,围屋最初的创造者,只能主要是赣南的“土著”(老客家)。如赣南现存最早的围屋之一——燕翼围,便是杨村的土著赖姓,请江西丰城县的建筑师营造的。新客有的虽身怀粤闽围楼建筑技术,但因当时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只能局部地影响围屋,而不能完全成为闽粤围楼的“主流”。

注释:

①韩振飞:《赣南客家围屋源流考》,《南方文物》,1993年第2期。

②③④⑤(清)同治版《赣州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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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0-13 01:06:25 | 显示全部楼层
您每年都会带学生去外地,考察异地的乡土民居。请问您这次南下考察的初衷是什么?是否也以做美术史的方法来切入?

易英:今年我们去了南方的广东、福建、湖南、江西4个省,主要考察古民居村落。这种考察我们已经坚持了好多年,刚开始对于这些古民居村落不太注意,后来逐渐从这里面发现很多和我们的专业相关的东西。

我们主要还是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考察民居的,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木雕、砖雕、石雕,这些本来就是艺术作品,它的意义不只在于图像本身,还在于包含的文化内涵。南方民居中庙宇很少,但祠堂很多。我们这次到过的广东省普宁市洪阳区的老城区就有约1200个大小不等的祠堂。这是和整个中国的文化结构相联系的。

我们现在的美术史研究不是传统的美术史研究。传统的美术史研究除了考据以外,还很关注艺术作品自身的价值,这是以审美为主体的;而现在比较强调艺术品的文化价值,因为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区的产物,所以艺术品是被文化所规定的,而不会存在一个超越时代、超越地区的价值。在这一点上民居甚至比艺术品体现得更加强烈:中国的民居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不创新、很保守,传统的延续性很强。但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地域中,这种保守性往往会产生新的意义,这与艺术不同。艺术往往强调它的创新性与时代特征,以及在不断发展中对人类审美观的丰富、延展;但民居具有功能性、技术性,有很强的恒定性。中国的南方人大多是从北方过去的,比如说现在的湖南人主要是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这5个省过去的,这些人又是从北方逐渐迁移过来的,在移动的过程中“恒定性”保持了宗族、家族的一种稳定关系。他们大多是以宗族的形式移居的,所以到了任何地方都需要保持这个传统,这样家族才能够生存。这就使得一个建筑、一个村落、一个祠堂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本身;反过来说,我们只有通过作品才能知道它的文化意义,同时,也只有通过更丰富的文化意义才能够理解这个作品或村落现在的价值。

a+a:这次考察期间,您觉得地方在文物保护方面的总体情况如何呢?

易英:这不是我们主要关注的问题,但是肯定会遇到这个问题。我觉得福建大田的保护工作总体来说相对好一些,不过也是一种过渡性的。他们修缮土堡,让里面的村民都搬出来,为旅游开发做准备,这个时候的状况是最好的。它地处偏僻,没有游人,对坍塌的地方进行了维修,对一些腐朽的木块进行了置换,我考察的时候感觉非常好。这种土楼在永定非常多,但是游人也太多了。最著名的是永定的承启楼、振成楼,游人如织。在南靖还有很多这种土楼,已经开发好了等着游人去,但是目前还没什么人去。我认为这种修缮、开发好了,等着人来旅游的状态是最好的,但一旦旅游开发不成功,下一步怎么做,结果我就不得而知了,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我们去郴州的一个村叫小埠村,由一个商人做整体保护,其实这是个房地产商,他在周边做了个高尔夫球场,开发了一片别墅区。但他对小埠村的保护一点兴趣没有,只是一个幌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村子被破坏得非常严重:他并没有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且村民有钱了就直接把老房子拆了,盖起了自己的瓷砖房,这种情况是最失败的、最危险的方式。

第三种还有一种普遍存在现象是“自然消亡”。所谓“自然消亡”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年轻人都走了,只留下了大片的村落。我们去了一个郴州的庙下村,有几百户人家,非常大,但是它完全败落,只剩下了老人与留守儿童。因为小孩在本地上学是免学费的,如果跟着父母在城里上学交不起学费。这是最为普遍的现象,绝大多数的古村落都是这种情况。这就会自然地消亡,因为政府也不可能开发旅游。比如郴州汝城县就有古村落三百多处,祠堂六百多家,政府不可能来修缮,等老人去世了,人们会逐渐搬出来。现在年轻人都已经在城里买了房子,不回来了。

a+a:自然消亡也好、被破坏也好,您不觉得如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很可惜吗?

易英:这个没有办法。我们传统的砖木结构的建筑是不可能长久保留的,这不比欧洲。我们到诸如意大利、德国、法国的那些小城镇,他们基本上都维持了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样子。因为他们的建筑主要是石头结构,他们的城堡基本上是千年不变,而且在修缮的时候直接替换石头就可以了。中国不用石头,比如郴州就处于喀斯特地区,出产青石、石灰岩,这些材料只是用来做建筑的条石、柱础,其它地方还是用砖木、瓦等等。这就反映了一种保守性,中国的传统建筑是不创新的。这是一种法规,作为对祖宗的崇拜。祠堂是用来拜祖宗,而不是拜神的。所以呢,他们情愿在使用、迁徙的过程中不断翻修,而不愿意做成石头的。而在欧洲,从古埃及到古罗马甚至到中世纪,都以石头作为建筑材料,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永恒的观念。为表现对神的崇拜,那些建筑高大、内部空间宽敞,千年不变。我们中国强调的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关系,生命的循环与四季的更替,它是变动的,但形制不变。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古建筑保护的难度。

a+a:您也对比了东西方建筑的差异,您认为西方建筑保护的很好,与中国传统的建筑保护形成显著的差别。这真的是建筑材料上的差异,还是在近百年来由于我们处于这样一个被动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崇洋媚外的心理使然?我觉得现在的国人往往认为西方的现代、后现代建筑就是“先进”的标志,而我们的传统建筑就是旧的,落后的象征。

易英:我们现在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正确的认识。由于近百年中国的落后,所以我们把西方的东西当做是一种进步和文明的象征,认为我们传统的是落后的,但传统建筑确实有它落后的地方,比如它不太适合现代的居住和城市的发展。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导致了我们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这造成了中国人的一种逆反心理——西方人做到的我们都要做到。毛泽东时代,梁思成要求保留旧城,但毛泽东说:“我希望看到的全是烟囱”。毛泽东那一代人把烟囱看做现代化的标志,而且当时也没有保护文物的意识,就把城墙都拆了。北京带头,其它地方也都效仿,纷纷拆掉老城。现在只有经济很不好的地方才凑巧保留着旧城,供人们去旅游。国外不是这样:法国早在19世纪30、40年代就已经颁布了法令,所有的建筑都是艺术品,不得随意拆除。这从美术史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在西方艺术史上,建筑、雕塑和绘画从来都是并存的,主要是由于西方的绘画和雕塑原来都是依附于建筑的,三位一体。但我们没有这个意识,直到了中央美院的金维诺先生才把石窟、墓葬等纳入美术史。我们原来的美术史只有卷轴画,建筑并没有纳入我们的视野。

a+a:您对于我们当前的现代性转型过程有什么样的思考?

易英:假设一个社会不受外来的影响,由于自己本身形成的机制,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家族、社会、国家观念等等也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根据达尔文的生存法则,不允许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非常封闭、非常祥和地生存在自己的一片天地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是对资源的利用、对市场的开发以及对落后、弱小民族和国家的欺凌,控制他们的经济,实现对其殖民化统治。所以,好多事情由不得你,越不变化、越落后就越要挨打。被殖民的结果是自己的民族文化彻底毁灭。其实,中国近百年的革命是革自己的命,革自己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的命,向西方学习,“以夷制夷”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这就像民居一样,本身不存在好与不好,落后就要挨打!即使现在,中国现在发展起来了,但西方国家还是在围攻我们,不让我们发展。我们千万不要忘记30年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改革什么,向谁开放,我们心里都明白。有了发展,有了今天的进步,现在才有可能来研究传统,反思历史。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传统反而会被彻底灭掉。所以,每一段历史都有它特定的文化、特定的意义,当然也有局限性。一件艺术品、一种文化的永恒性,不在于它的自身之美,而在于它永不归复的社会性,在于它特定的历史条件,这样它才有意义、有价值。当然它作用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由于我们当今的社会也有一些缺失,同时我们也在发现传统文化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不论是我们的还是西方的传统都有很多糟粕,比如性别、等级等问题。西方自己也有许多批判,而且他们对于这些做得也比较早。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社会才逐渐开放。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比较落后,还在把传统中一些应该抛弃的东西还当作好的东西。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东西,但是它慢慢融合、渗透,优秀的东西在发展中逐渐显现出来,比如我们的亲情关系,我们中和平庸的处事方式,在处理当今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中还是会起很大作用,但我们目前还是无法判断出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我们只能在保护、发展过程中使其逐渐融合。要开放言论,既要有民间的言论,也要有专家的研究;有非常西化的,同时也要有非常保守的。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能真正做到融合、和谐,那些该抛弃的才会被抛弃,该融合、发展的东西才会真正融合发展,但发展方向肯定是中西融合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恰好是在现在才完全显现出来,在80年代或者是在五四时期,我们总是要把中国传统的东西全部打倒。因为它是一种束缚,它束缚了我们的发展,束缚了我们同西方竞争,束缚了我们向西方学习。而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需要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加以整理,尤其在同西方的文化较量中我们要有自己的东西,不光是学习和追赶的问题了。

a+a:那您对现在西方的建筑师在中国做很多大型的建筑项目怎么看待?

易英:我觉得这是好事儿。我们拿几十个方案都不行,结果人家拿一个方案,我们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这个是长期形成的,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一直处在竞争、发展的环境中,而且与整个社会运动联系得非常密切,工业化时期、现代主义时期、后现代时期,他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再加上他们教学的开放程度,而我们很难做到。我们30年的发展是“追赶经济”、“山寨经济”,那就很难做到西方人的原创,再加上我们的社会就像我提到的民居一样不提倡原创。而西方正好相反,他们的有些设计师有可能一辈子都没接一个工程,但总是会有稀奇古怪的想法。所以做不过人家,并且人家确实做的要好一些。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中国味了。

a+a:很多学者认为鸟巢,中央电视台新址以及我们的国家大剧院与周围的人文环境很不协调,并且没有考虑到百姓的审美习惯,您怎么看?

易英:应该换一下角度。在现有的情况下,你认为这些建筑很不协调。我从欧洲回来,发现我们周围的环境极其糟糕,这样的环境怎么协调、怎么配套?除非北京原有的旧城被完整保护下来,这时谈配套,设计一个现代感和传统相融合的风格才能说得过去。旧的没了,北京现在的建筑的都是新的,几乎都是50、60年代发展过来的“伪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另外,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建筑,会拉升配套、提高配套。打个比方,在西方中世纪,罗马式与哥特式建筑刚开始出现时人们都觉得很糟糕;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罗马式建筑坐落在乡村朝圣路上,而哥特式建筑坐落于城镇,所以哥特式建筑一起来就带动了周边的城镇化发展,成为地标性建筑,代表先进文化的方向。所以,一个优秀的建筑确实会拉升周边建筑的发展,而怎么做就要看中国人的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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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0-13 01:06:54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后现代的学术语境中,纪念碑这一概念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含意,成为相关学者在交叉原则和多种方法论基础上对其进行研究的对象。纪念碑性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它与纪念碑的关系类似“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只有一座具备明确“纪念性”的纪念碑才是一座有内容和功能的纪念碑”,并且“‘纪念碑性’的具体内涵决定了纪念碑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含意”,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纪念碑性”这一概念的,也正是以此为基础来追寻客家围屋的纪念碑意义。

客家围屋始见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在两晋至唐宋时期,因战乱饥荒等原因,黄河流域的中原汉人被迫南迁,历经五次大迁移,先后流落南方。由于平坦地区已有人居住,只好迁于山区或丘陵地带。当地官员为这些移民登记户籍时,立为“客籍”,称为“客户”、“客家”。为防外敌及野兽侵扰,多数客家人聚族而居,形成了围屋。从分布的地域和外部形式来看,围屋主要包括闽西的方形、圆形土楼,赣南的口字、国字形土围子,粤北的四角楼、碉楼,粤东梅州的围龙屋、带有碉楼的围龙屋、杠楼、圆围、半月围、八角围、多角围屋和方、圆土楼,粤中惠阳、深圳的城堡式围楼和围村等10余种类型。位于江西省南部的赣州,是赣、闽、粤三角区最大的客家聚集地,其中龙南县关西镇的新围是赣南现存客家围屋中最具有地方特色的一座围屋。关西新围因为其巨大的规模、典型的建筑结构,以及凝聚族人的精神力量而成为人们心中的一座纪念碑。

关西新围位于赣南地区龙南县的关西镇,关西镇在龙南县与定南县交界处,与龙南县城相距有23公里,关西新围位于关西墟北1公里的公路旁。新围的东边和南边是一大片开阔的农田,南边至西南方向是一片小山丘,围主长兄的“大书房”建立在西北方向,其父的“西昌围”和其他兄弟们的围屋在北边及东北方向。关西新围的位置处于整个围屋群之中,处于东至西方位的突出位置。

关西新围平面略呈长方形,围东门南偏东28度。围面阔9216厘米,进深8348厘米,占地7425平方米(不含附属建筑区)。围内共有房屋108间(不含敌楼)。外墙高6.7米,下面主要是用黄泥、糯米汁、细沙、石灰和鹅卵石为材料(又称三合土)进行版筑,每版高0.5米,一直砌至5米高,再用青砖砌至顶,外墙墙面还特地刷了厚厚的一层铜油,这样有利于防止敌人入侵时用火攻。墙下部厚60厘米,,上至400厘米高处,墙厚度始内收到35厘米。东头前、后围墙各开有一道围门,门框用花岗石砌筑。前门称“大围门”或“东门”。大围门前方,地势开阔易守难攻。前围墙上部开36个花形射击孔和6个射击窗。新围7厘米厚的木大门上钉满了1毫米厚18厘米高的长方形铁板。东大门内砌有护墙,用5根粗大的门杠横栏大门。战时再从二楼贴墙放下千斤闸,顶死门栓,可谓万无一失。后门曰“小围门”或“西门”,小围门较矮小,为方角式。它是通往老围和其它围屋的内通道门。

新围的布局为九幢十八厅,大围中有小围,围屋的四个角建立了高大的炮楼,四角遥相互应,使整个围屋没有射击死角,体现了围屋的宏大,并达到了防御围屋的目的。鸟瞰整个关西新围,其框架结构看起来就像个“回”字,依东西墙而建的是边屋,依北墙而建的是走马楼和看戏台,南边依墙而建的是土库,围屋的祠堂建于中间,类似回字里面的“口”部位,祠堂是客家人最神圣的地方,一般情况下不对外开放,客家人把它当做“圣殿”,祠堂就像一条中心线,整个围屋的建筑左右以其对称。祠堂的结构分为三个部分,由上厅、中厅、下厅组成,客家民居的住房结构一般是“三进三开”,而在关西新围里面没有按部就班,而是发展成为“三进六开”,这样就形成九幢十八厅的典型建筑,共有124间房。祠堂的建筑装饰艺术十分讲究,运用了大量的木雕、石雕和彩画,是围屋里面的人逢年过节或举行大型集体活动时的公共场所。新围的建筑分五组排列,前后三进,从祠堂大门进来的是下厅,出下厅门后门往里走是中厅,再往里是上厅,地面一层比一层高,寓意步步高升。围屋里面共设置了14个天井,十八厅对称分置,“六开”的意思是以祠堂的中厅为中心线向左右两边对称,两边的院、房、门窗都对称,从这些结构上看所有的房子都向着中心而建,祠堂就是整座围屋的核心。

新围营建于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完工于道光初年,前后建造20多年。新围主人徐名均,字韶彬,号集园,因排行第四所以又称其“徐老四”。徐明均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殁于道光九年(1829),生前从事竹木、典当生意发了大财,曾捐职布政司理问,又被皇封为奉直大夫等。徐明均用他一生心血建好围屋后,正在寻找名人为围屋取名题字时就一病不起,两年后去世,致使至今仍然使用当年临时区别于老围的称呼。

徐明均的个人历史、家庭成员等材料和建围屋的详细文献查找不到,多属于传说性质,需要考证。

当地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在龙南县志中记载不详,需要考证。

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说,判定一件事物是否是纪念碑,应该着眼于它们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和象征意义,因此,就要在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传统中来探索纪念碑的当地概念及表现形式,研究这些概念和形式的社会原始情境,以期在这些建筑物与其建造者和观者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和具体的联系。从这样的研究视角来看,以关西新围为代表的客家围屋,防御、祭祀、生活等等功能并不是终极目的,围屋建造者的终极目的是让自己的声名和意愿永世长存,这样相对于当时的族人和后世的子孙来说,围屋在客观上就成为了一座纪念碑。

 楼主| 发表于 2014-10-13 01:08:08 | 显示全部楼层
客家人曾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也曾有学者将二者进行了简单的比照。但二者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众所周知,犹太人来自同一个国度以色列,几经战乱而流散。他们也被称为犹太民族。客家人虽都来自中原一带,但中原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不是一个国度。甚至客家人能不能被称为一个民族也值得探讨。尽管有一部分外国学者称之为民族。目前对客家人比较准确的描述是汉民族的一支。因而客家人不存在和犹太人一样的复国情绪。客家人是随遇而安,“身在他乡即故乡”。犹太人和客家人都散居异乡,不但没有泯灭自身,而且千百年来一直保持着本族群的独特性,并且为人们所赞誉,尤其是一些外国学者将客家描述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族群,而犹太人的优秀也是毋庸赘述的。

犹太人的祖先经历战乱而从以色列流散到世界各地,之后又在各地又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挤。迁居于各地的犹太人无居所、无土地,大多只能以经商为生。这就好比客家人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到江西、广东和福建等地。客家人所到之地,同样受到当地人的排斥,因而高筑家宅以防御敌人来袭。同时由于肥沃、通达之地已经为当地人所用,能为客家人所用的土地多贫瘠而偏僻,不适合耕作。所以客家人世代鼓励教育为官,而因经商致富的也不少。

二者同是经历艰难困苦,而在苦难中二者皆没有忘记教育的重要性。经商致富虽是客家人和犹太人谋生的重要方面,但是二者始终都以教育为本。因而也使得二者即使流散于各地,他们的文化习俗也得以传承下来,并且坚强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塔德木》是一部犹太人作为生活规范的重要书籍。这部书指出:“教育和宗教一样神圣。”犹太人尤其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塔木德》中有一句极为睿智的格言:“人类有三个朋友:小孩、财富、善行。”犹太人另有一则典故是这样说的:

当初,上帝要把“十诫”授予犹太民族时,曾要求犹太人做出保,他们必能守护律法。于是,犹太人首先以最早的伟大祖先,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名字起誓,一定守护十诫。

然而,上帝认为不够。

犹太人又以他们日后所能获得的一切财富起誓。

上帝还是认为不够。

犹太人又以所有犹太人所生的哲人的名字起誓。

上帝仍嫌不够。

最后,犹太人说,一定会把“十诫”传给孩子,并以孩子起誓。

这时,上帝终于说道:“好!”

当犹太人把“十诫”传给孩子的同时,就把犹太文化传给了孩子,也把犹太人的文化共同认识传给了下一代。这就是犹太人流散各地,而不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的原因。

客家文化得以传承的根本原因不也是对教育的重视吗?在江西、广东、福建的客家民居中,无论是土楼还是围屋,都留有一处房屋,作为教育之用。这些土楼和围屋中无论是对联还是建筑装饰中,都处处告诫教育的重要性。“世界客都”梅州史称“文化之乡”,古人云:“梅人无殖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所至以书相随”。

以下要谈到的客家人和犹太人的相似性也无不与教育相关,比如,守旧、智慧和富有。教育将传统文化传授给后人,使得后人有旧可守。教育与智慧和富有也是紧密相连的。

本文所讲的“守旧”于情于理都是褒义词。在客家人的建筑中,保存了大量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元素。这些元素具体体现在建筑的结构、装饰和功能中。这些元素在别处是不多见的。或许因为客家人身在异乡,因而对故土的传统更加珍惜,因而代代相传,到现今他们成为了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汉民族,甚至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中华民族的精英。

守旧也体现客家人的精神生活中。祖先崇拜最能体现客家人的精神生活。客家人遵循着一个祖训:“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由于历史上客家祖先自中原,祖先崇拜也与忧国念祖、经世致用思想结合起来。祖先崇拜具体表现在祠堂文化、丧葬文化、谱牒文化等方面。祖先崇拜虽也是整个汉民族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其他汉族地区早已或淡或忘,而客家地区至今仍旧盛行。

这就好比犹太人对其宗教信仰的虔诚。犹太教仅犹太人能信仰,外族人不可以信仰。若犹太人与异族通婚,不论嫁娶,生的儿女都当作犹太人,且信仰犹太教。他们一直保护自己的宗教礼仪和风俗习惯。他们宁可流血,却不肯放弃自己的信仰,这个执着也造就了犹太人的悲剧历史。至今,虔诚的犹太教信徒的服饰、举止都会与现代社会有所不同。

正是这种保守使得二者的独特性得以世世代代延续下来。保守得以延续族群文化的根本,然而他们并没有拘泥于保守,他们同时还一心追求知识,教育是二者的立身之本。尽管在历史上,客家人和犹太人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灾难,家财尽失,颠沛流离,教育使得二者获得巨大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财富,得以重建家园,取得社会地位。据说,客家人的精英必须是有学衔或功名的,否则即使万贯家财,在村落中也不会被视为仪式的代表和解释者。而被犹太人称为生活圣经的《塔木德》中也说:宁可变卖所有的东西,也要把女儿嫁给学者;为了要得学者的女儿,就是丧失所有的一切也无所谓。对学者的敬重其实就是对智识的敬重。此二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犹太人是智慧非凡的。在哲学界、文学界、心理学界、科学界、政治界都有犹太人显著的位置。同时,他们的智慧也体现在精明的经商本事中。因此,犹太人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非常富有的形象。

同样,客家人也名人辈出。古代名人不一一列举,仅近现代的就不计其数,大家最熟悉的政治家有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北伐抗日名将叶挺,开国元勋叶剑英,总司令朱德等。文学艺界有史学大师陈寅恪,著名文学家郭沫若,现代著名艺术大师林风眠,清代还有扬州八怪之一黄慎等。同时,商业界也有不少客家名人。逐一衡量起来,每一位都是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不愧有人认为客家人是中华民族的精华。

可以说,迄今客家人和犹太人灿烂的文化都是由落难者创造成的。显然这种文化是沉重而深刻的。一方面,正是因为由落难者而建立起来的族群文化,因而显得格外夺目。另一方面,他们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也使我们不能不从中倍受启迪。那么,在这种夺目的精神文化与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之间,是什么起到了桥梁的作用?答案是教育。

文/黄灿波

注:

1.公元3000年前,现在被称为巴勒斯坦(古称迦南)的土地上,诞生了一个新兴的希伯来王国,这就是以色列-犹太王国的前身。两次犹太战争(公元66年和公元132年)均以犹太人的失败而告终,因此犹太人陆续离开此地,涌向世界各地。在大约两千年的漫长流散历程中,犹太人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亚、非、欧、美各洲均有犹太人安家落户。

2.《仪式与象征的秩序》,第8-9页。

3.《仪式与象征的秩序》,第28页。
 楼主| 发表于 2014-10-13 01:08:26 | 显示全部楼层
此次随易老师沿湘南、赣南、粤沿海和闽西地区路线考察,其本质上是一种多层次的文化审视。从湘南移民文化,到赣南、闽西客家文化、闽西土著文化再到粤沿海潮汕文化,在诸多文化中无疑存在着含化与杂交的呈现状态,亦足以显示出同一大地理区划内文化之间的类型化与多元化趋向。由于此次考察主题为客家民居,并且对赣南与闽西地区较为深入,因此报告主要以客家文化及其物质化凝结——赣南围屋与闽西土楼为探究客体,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原本计划就思考当中的某一部分成文,但终觉原始材料不足且如此行文不足以全面阐释自己的一些疑问与思忖,故分列如下,以期将来进一步完善成文。

1、关于建筑形式:

现代派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曾说:“建筑被传统的桎梏束缚着,风格只是一种谎言。”无论其风格如何,每一建筑都对应着一种更为抽象化的建筑类型。因此,任何建筑风格并非建筑师或建造者的凭空主观想象,而是一种基于历史已有建筑形式的解码、重组或调整,即建筑具有一种类似考古器物类型学的演进。位于衍伸过程最顶层的原初特定建筑,其结构与功能隐含着其相应居住主体文化中最为稳定的部分,而表现该类型的一种或多种建筑形式之间的差异则承载着同一文化中的个体差异。当然,就这点看来,与现代、后现代建筑相比,民居似乎更具有阐释的有效性。如此看来,客家主要聚居地——赣粤闽交界处的民居形式,即赣南围屋、粤东围龙屋、闽西土楼应由同一类型建筑发展而来。此处所谈“建筑类型”并非某种特定形式的模型,而是居住主体原型生活与心理在建筑上的投影,比如客家人安身立命的人本安全需求、对于先祖及家族的克忠职守、对于住宅风水的极度推崇等等均为客家民居的共同范式。它更为凝练,体现着某群体内心深处的一种心理经验,是一种集合的、历史性的、近乎无意识的内在深层结构。当然,同类建筑中的各种差离也无从避免,由于地理差异及当地固有民俗的影响,赣南、闽西客家人在以上及其生产、生活各方面又存有不同之处,而这便是造就两类客家民居风格各异的缘由所在。

2、关于客家迁徙及其文化的形成

1939至1940年,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文中指出:“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要,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也”。在陈寅恪先生看来,胡人与汉人之间并非种族问题,而是文化问题。

同样,客家亦非种族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其形成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结果,却是一个跳跃式空间迁移与同一空间内文化融合的产物。首先,我并不赞同某些学者的南方土著说,就从传世文献的移民资料与民间客家人的谱牒中便可证明(可查阅有关客家学专家的考证),虽然其中必有大量伪托攀附之辞,却不能一概否定。其次,作为汉族迁居南方的三大民系之一,客家民系的南迁进程历时长久。对此过程,不少客家研究学者也莫衷一是。其中,罗香林先生曾提出“五次迁徙说”,分别在两晋之际、唐至五代之际、南宋末年、明末清初和清同治年间。而我较为倾向于谢重光的解释,即使唐代之前有北方汉人迁移的迹象,但毕竟为之少数,大规模的北方和江淮汉人南迁肇始于唐安史之乱时期。一方面,此时段为中国移民史上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有现存资料证明江南及江西户口数量在此时激增。倘若对客家移民加以大略勾勒,我认为其应如下:一、安史之乱使得北方移民迁入江南和赣北地区;二、唐末至宋初,部分移民从江南、赣北迁至赣南,其中一部分人在赣南定居,即当今赣南客家住民的祖先,另一部分人则继续穿越武夷山南段较为平坦的地区到达武夷山以东的闽西和粤东北梅县地区,该时段应为南宋末年;三、明末清初至清末,赣闽粤边的客家先民又因各种原因前往台湾、四川、广西、云南等地。在此过程中,也有北方居民开始南迁,只不过其已不是客家主流。

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客家人在秉承北方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沿途之地的文化因子,形成其独特的方言、习俗、社会心理及族群性格,就此客家文化在南宋初步形成,至明末清初充分发展成熟。而同时,客家文化的丰富性又非仅仅单纯南迁所能达成,而是在各地生活、繁衍的过程中与其周边多种文化的互动整合,其中在与百越土著、迁入赣闽粤边的武陵蛮等南方少数民族的对峙与融合中,便吸收了诸多文化因素。而这种“吸收”方式在我看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在接触交流中当地土著与南方少数民族等文明还未开化的低级文化向中原迁移而来的较高级文化的崇敬和主动学习;二则由通婚所致。但无论如何,中原文化都在客家文化中占据主导作用。

就此,综上所述,客家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并在其历史迁徙与定居繁衍过程中吸纳多种文化元素,最终建构而成的。

3、相率共守之处——关于客家赣南围屋与闽西土楼的防御性功能

在整个客家民居的考察过程中,当谈及建筑本身的防御性能时,当地人往往将其功用归结为抵制土匪来袭之需。该观点确实合理,但却不乏敷衍之意,似乎每座客家民居都面临着同样的外来攻击势力。对于客家民居防御性的阐述还需进一步探析。

我并不赞成许多学者认为客家民居来自东汉中原地区设有两角或四角楼的坞堡建筑。因为坞堡所具有的防御性外形其本质上是由其功能决定的,其整座房屋因抵御外来侵扰所作的布局与设制当属普遍性,即姑且不论其所在区域为何,凡是在社会动荡时期或不安区域,相似形制的产生并不能说明其特殊所在。因而,在探讨建筑的防御性特点时,其产生条件、防御程度、防御对象则成为判断、阐释其独特性的重要途径。

可以说,客家民居的防御性特点在根本上是由其在颠沛流离的长期迁徙中不断追求安定生活环境的需要,这也成为客家民居类型依据之一。然而,在本文所考察的赣南、闽西地区建筑的具体样式与防御程度上又迥然不同。

如前文所述,赣南与闽西地区客家迁徙的时间虽相差不多,在唐末宋初,但赣南围屋与闽西土楼的出现时间分别在明末清初和明中期。因此,客家防御性民居的出现并非客家一经定居即已形成,这足以说明抵御战争与所在区域的族群争斗虽促成客家民居建造防御性民居,但却并非决定性因素。就其形成条件,我认为有两点:一是经济基础。即便南迁之初为北方望族,长期的迁徙也必使其财力散尽,而随着明以来经商致富成为其建造围屋、土楼的财力支撑。这从此行所考察的赣南关西围屋、客家酒堡、栗园围屋、乌石围、燕翼围等围主从事木材、酿酒等生意,以及闽西客家人进行的条丝烟贸易便能获得实证。其次,其形成也与明代官方的乡村防御制度有关。明初,除在要地设置乡村防御机构——巡检司之外,还组织“军兵”与“民兵”相结合的军事力量。“民兵”虽然“籍名在官”,但却由地方乡绅或豪强统帅,官府不加调遣,也不发粮,在社会动荡时期,加以自我保护。这便成为家族进行自我防护的人员组织来源。此外,随着明代倭寇入侵,乡村农民暴动不断,大规模山寨与民间围筑土围等防御工事出现,其中,土围在福建沿海地区大量兴建。这些防御工事或为军民共同防守,或为民间自行防守。这些山寨与土围等公共性防御设施的建造成为赣南围屋与闽西土楼可供借鉴的建筑模式,在此基础上还融入了聚族而居的宗族社会生活所需因子。

而就两类客家民居的防御性强弱来说,赣南围屋则显然比闽西土楼更强。闽西土楼的居住性更强,甚至直到土楼演变为五凤楼形式,基本已退化为一种庭院式建筑。究其原因,在于与闽西较为封闭的山区环境相比,赣南虽东、南、西三面阻塞,北面却较为平坦,且经赣江而下,由鄱阳湖直达长江,与江淮与中原的联系尚且通畅。因此,历史上,中原、江淮战事常常波及赣南,这也是一部分到达赣南的汉人移民继续向东迁徙的缘由所在。就此,赣南围屋所防御的首要是战乱,而闽西土楼则主要针对与外族之间因土地生产资料所造成的冲突与暴动。闽西地处武夷山区,自古便有“七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因此随着开发程度的加深以及人口的举日剧增,进行土地拓展则实为必然之举,争夺土地所致的矛盾在所难免。

4、家礼认同之所——赣南围屋、闽西土楼与客家家族制度

自北方迁居而来的客家人本身就具备中原地区的封建宗法意识,而客居他乡的生活使其更加尊崇祖先、强调家庭。该群体精神反映于建筑格局上,便体现出客家民居所共有的伦理性,分别为对祖先的崇敬以及对家庭凝聚力的期待。赣南围屋与闽西土楼基本上均为中轴对称性建筑,将祠堂建于整个民居的中轴线上(更甚者,圆形土楼的祠堂建于正中心),同时在家族之下各家共居一处。

然而,赣南客家与闽西客家在家族管理模式上又有所差别。闽西客家家族形态主要表现为单姓大家族自然村和相对集中的血缘聚居形式。其家族管理为封建家长制与家族民主制的结合。在家族中,人们尊奉辈分较高的人为族长。而族长并不具备绝对的威权,而实质上仅为管理者的角色,召集族人民主讨论协商,小至家庭纠纷、家族事宜,大至承担地方治安和公共事务。之所以族长负责整个地方区域事务,则是由闽南地区仍属边地,远离政权中心所致。同时,闽西客家人的分家方式为兄弟均分土地、山林、家产等生产资料,采取农业共同耕种、商业家族式生产的方式,由此便促成了土楼空间结构中更侧重均等化的观念,也更易达成土楼的集资化建设。这一侧重在圆形土楼中达到顶峰,其居室样式、采光、通风及面积都是一致的。

而相比之下,赣南地区的客家人由于其地缘因素,则更多保留了中原的宗族观念,即为严格的等级伦理性与家长专制,其强制性更为突出。一方面,围屋多为经商成功的个人出资兴建,集资形式几乎没有。另一方面,围屋也多不落中轴线三进三堂式布局的窠臼,并按家庭成员的尊长程度分配空间,该格局直接承继了中原庭院府第式住宅。

以上即为考察归来后的点滴反思,之所以将报告题目取名“建筑自我价值的失落与回归”,是在文末之余忽然意识到,就人们将建筑本身作为一种探究的直观感受依托或现象而言,它似乎已然失去了本身的自我性,而沦为其所承载文化的视觉外壳。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感恩于它的这种失落,是它满载着群体与地域文化的所有沉淀,由此则无疑又是一种回归。

 楼主| 发表于 2014-10-13 01:08:49 | 显示全部楼层
2011年7月,我的导师易英教授带领我们一批学生踏上了岭南客家文化的考察之旅。期间,我们重点考察了客家人的建筑、语言、音乐以及工艺美术等文化的方方面面,地域范围遍及湘南、赣南、粤西和闽中。在这个过程中,客家人的文化习俗和建筑风格不仅烙印于心,更是对我的西方美术理论与批评专业的思考大有助益。现主要在大的概念和结构上就这次客家文化考察对西方美术理论与批评专业的联系与启示略说一二。

一、族裔流散与文化杂交

据考证,岭南客家群体是经过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六次迁徙才最终形成的。所谓“客家”,就是“做客”的意思,“客家人”也就是“远方来做客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客家人和经由“黑色大西洋”被贩卖到美洲的非洲黑人在性质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从物理生存上来说,他们都远离了原来的聚居地,并在异乡扎根定居;从文化角度来讲,他们都被当作异域文明或遭排斥或受欢迎。因此,客家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流散的族裔”,在对客家文化的研究中就有了明确的指向性。按照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K.Bhabha)的说法,文化的所有形式都持续不断地处在混杂性的过程之中,文化的混杂特性建构了文化阐释的第三空间。因此,将客家文化(在建筑形制的杂交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的研究纳入流散族裔的文化研究范畴不失为一种新的阐释方法。

除了客家文化的流散性研究的可行性之外,这次考察给我的一个最大启示就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艺术理论,尤其是视觉文化理论方面扮演着一个日益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那天然的跨学科性质为当代众多领域的理论研究都指明了方向。以当下火热的视觉文化理论为例。W.J.T米切尔(W.J.TMitchell)在《学科间性与视觉文化》一文中明确指出:“视觉文化是一门‘交叉学科’,即一个跨越学科界限的趋同与对话的场所。”“视觉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理解为“视觉的文化研究”或“文化的视觉性研究”,这样看来,当代的艺术史似乎越来越近于“图像史”了。尽管这种说法存在诸多争议,但不可置否的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地位不容小觑。

二、世界历史与艺术研究

上文已述,客家人是多次从中原迁徙到南方的一个群体,算不上一个民族。如果将这个群体视作一个单位,将其文化与历史和其他单位联系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历史研究格局,这让我联想到了最近几十年来艺术史研究的新趋势,即“世界艺术研究”(WorldArtStudies)。在20世纪后半叶,对非洲、大洋洲和前哥伦布美洲的艺术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在这种研究中,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等学者不断强调要摆脱将西方标准强加于其他文化的做法,将世界各地区的艺术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公平研究。他们意图消解“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解构“西方中心视边远落后地区为其童年时期”的观点。

反过来,“世界艺术研究”的新趋势会促使我们更加客观、多元的看待诸如客家一类的文化现象和历史。不管是在小范围内少数群体的研究中,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各民族的历史和艺术研究中,中心与边缘、建构的主体与被建构的对象等二元对立的范式格局应该被打破,而不应该不加思考地简单使用。

三、社会性身份认同

在这次考察的过程中,我们在不同的客家聚居地观看了不同风格的客家建筑和工艺美术。以建筑为例,湘南的客家村落、赣南的客家围屋以及闽中的客家土楼在形式、结构和功能方面都不尽相同。我在这里无意去具体考证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又为什么会不同。我更关注的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它们所处的一个共同的文化语境:客家文化。假设我们要研究一座客家人建造的建筑,那么该如何进行研究?相信绝大部分人会将这座建筑放在客家人所处的整体客家文化语境之中来看待。那么,问题就产生了:这种整体的客家文化语境在不同时代的、具体的客家人的文化形式中究竟占有多大的比重?这和当代艺术研究中的“社会性身份认同”问题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之处。

如果将客家文化抽象化为一个符号,那么,这个符号的能指就是“客家文化”,而符号的所指自然就是“社会性身份”了。在当代艺术的研究中,我们往往漠视了“社会性身份”的问题,在某些方面太过于想当然。以来自伊斯兰世界的艺术家为例,我们在对莫娜·哈透姆(MonaHatoum,巴勒斯坦裔)、施林·奈沙(ShirinNeshat,伊朗裔)和莎齐亚·斯山德(ShahziaSikander,巴基斯坦裔)的研究中,经常不假思索地在他(她)们身上贴上“伊斯兰”的文化标签,尽管这些艺术家在欧洲和美国学习,并居住在伦敦和纽约,既不是同一国籍,亦不信仰同一宗教。那么,伊斯兰的文化身份和语境是否能在他(她)们身上运用自如呢?例如,伊朗裔女性艺术家施林·奈沙通常被视为一位伊斯兰艺术家,其作品通常被认为会告知西方世界伊斯兰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态是怎么样的。但艺术家自己却对这种解释表示抗议,她说其作品表达的是个人的生存经验和作为世俗而非宗教的身份。西方人将施林·奈沙的作品误认为是对伊斯兰社会中处于受压抑状态的女性的记录。

由此可见,在文化和艺术的研究中,不可将“社会性身份”轻易地贴在研究对象上。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这种文化语境之中的社会性身份在对象的研究中占有多大的比重。

结语

近二十天的考察期虽然不算长,但岭南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中学到了很多书本中没有的知识,并带给我许多专业上的启示。在这篇报告中,我将考察中的所思所想简单罗列了出来,点到即止,以飨读者。
 楼主| 发表于 2014-10-13 01:09:08 | 显示全部楼层
艺术资讯网:在此之前对于古民居村落有什么认识?
杨冰莹:在考察客家围屋之前,我们其实已经考察过许多民居村落,例如2008年走访的湘南的板梁、岗脚,2009年湘西的高椅、石板镇,以及北京京郊的爨底下村,等等。从建筑风格来看,民居不仅可以体现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民俗建筑风貌,也能够反映出当地的自然环境。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民居村落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信仰风俗、传统文化以及迁徙流散息息相关。正如我们在观看电影《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时候,犹如真的回到了17世纪的德尔夫特,我们在考察某一种艺术形式或者文化遗存之时,非常有必要充分了解其产生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就像布克哈特游走在佛罗伦萨之时感受到点点滴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遗韵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从而得出了历史浮现于细节的结论一样,你会觉得身处这些民居村落之时,有关此地的文化历史也在点滴细节之中被建构起来。

艺术资讯网:在本次考察中自己最关注的是什么?
杨冰莹:在本次考察中最关注的还是能够反射出当地文化习惯与信仰习俗的细节。例如我们可以从客家围屋的建筑装饰和形制方面看出客家文化的流散特征。据历史记载,客家族的形成最早始于秦始皇时期,当时始皇为“南征百越”,派大军南下,进入闽粤赣地区,后来那些士兵多数留在当地,成为最早的客家人。之后,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又有几次中原人大规模南迁,于是客家族便逐渐形成。赣州是他们南迁的第一站,所以成为客家人的聚集地,这里出现诸多围屋便也不足为奇。可以说,客家文化就是中原与南方文化的杂交产物,而围屋便犹如他们在一次次的流散迁徙中停泊的驿站。与围屋牢不可破的外观相比,其内部栉次邻比的房屋,往来说笑的妇孺,鸡犬相闻的窄巷,却颇有生活的情趣与家族血脉的温情。但关西新围与一般的老围颇为不同,老围之中虽聚集的都是同宗同室,但房屋却是各户建各户的,所以房屋层层叠叠,没有过多的设计和变化,如此次考察的客家酒堡、燕翼围便是如此;而关西新围却是完全出自徐名钧自己的家财,因此其内部不仅有紧靠城墙的双层楼阁,还附有花园、长廊、边房、天井、书院、祠堂等建筑,不似客家人避难之所,而更像是某个官宦的豪宅大院。其中许多细节也能够看出主人的身份、家世与爱好。例如祠堂门口的那两座石狮,雄狮脚下的基座上刻着笔墨纸砚、兵器铜钱,代表着男主人是一个文韬武略又能赚钱的人;而母狮脚下踩着铜钱,暗示家族的财权在妻子手中,同时依附它的幼狮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象征母子亲情之用,而是代表男主人的两个妾。母狮的基座上刻着梳子、镜子、扇子三样女性用品。其实,我们不仅可以从这对石狮不仅看到某些关于徐氏家族的细节,而且还可以将其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石狮文化的脉络中去审视。

艺术资讯网:是否觉得自己所学的西方美术理论与民居文化研究有契合点?
杨冰莹:其实在视觉文化时代,许多其他学科的理论都可以被纳入到美术史研究的范畴中来。我们现在所学的西方美术理论,已经脱离了传统美术史的范畴,例如社会学、符号学、人类学、精神分析、文化研究等等。同样,我们对于民居的考察也类似于一场文化史的考察,在切身体察当地的建筑、饮食、节日、风俗的同时,也便改变了以往传统史学的宏观视角,而转向更为具体可感的微观视角,而文化史的方法正是如此,即通过考察某一个时代和某一区域的文化细节来建构起完整而立体的历史情境。而这也是如今许多西方美术史家所倾向的研究方法。

艺术资讯网:在旅程中有没有去趣闻可以分享?
杨冰莹: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在考察广东洪阳镇古城时候看到的街巷各处张贴的告示,其中有通知同宗祭祖的,有召集乡民们庆祝某神圣诞的,且只要逢上这样的节日就必搭戏台。例如某处大夫第门旁张贴的这张:“敬告:农历二月初三日为英肃祖忌辰,届时演古戏一抬半,希各裔孙前来祭拜,礼品随办。”再如这张:“敬告:农历六月十二日为大圣佛祖圣诞,届时诸善信善社敬拜庆祝,初十、十一、十二晚映投影,初十投影,由治子方宋明敬贺。”而在洪阳镇内这样的宗祠何其之多,这样的佛祖又何其之多(感觉他们这里信奉的应该是多神教),所以洪阳人似乎天天都在过节,天天都能看大戏。当时,我们走出城隍庙时,门口就在搭戏台,戏篷子下吊了足有三十台电扇,台下的长凳子一条条地摆好,我们还庆幸今天运气好,碰到演戏。可谁知,这不过是洪阳人的日常生活,并不像春节圣诞那般一年才有那么一次。这些布告不仅反映了乡民们敬祖信神的传统,而且还体现出小镇的和睦亲密,这里似乎没有电视、电话、网络、新闻,信息以这样近乎于口传的方式流通,在如今这个充满仿像和符号的景观社会里,洪阳人这种天然的生活方式甚至让我感到有些羡慕。除此之外,镇里还有各种烧香拜佛的亭台,各家各户的门楣上插着“麒麟到此”的旌旗,甚至还有几处半医半巫的诊所,不仅能治疗“眼歪口斜,屎尿不定”还能解决“阴鬼缠身,发热发疯”,似乎还能提供跳大神服务。我们走在小镇之中,有关这个小镇及其居民生活的四维的历史情境就在我们周围悉数建构起来,我们虽是观众,却也身临其境,耳濡目染,有关洪阳的种种文化符码就混杂在空气和雨水中浸润进我们的头发和皮肤。这与阅读平面的书本是截然不同的体验。

艺术资讯网:诸如此类的外出考察经历对校内的课程学习有什么帮助?
杨冰莹:通过多次对于民居村落的考察,我越来越深切地发现,要了解一个地方,一个城市,一群人,就需要亲自走进他们的居所,品尝他们的生活,听取他们的方言,目睹他们的仪式,感受他们的天气。有时,我们可以从一根雕梁,一个柱础,一张布告,一纸符咒上推测出那里曾经发生的历史,与不言而喻的文化习惯。正如我们能够从一颗掉在地上的芒果看到广州,从一张红色的告示看到惠来,从一盆大骨头看到大田,从一枚海贝看到南澳,从一把梳子看到惠安。一个文化符号总是影射着它背后更广大的世界,而作为一个艺术史研究者,更要从这旅行考察的经验中学会如何还原符号,建构历史的方法。

 楼主| 发表于 2014-10-13 01:09:22 | 显示全部楼层
赵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记者:在此之前对于古民居村落有什么认识?
赵兴:中国的古民居村落现状堪忧。历年来,我们跟随易英教授考察了多个省份的古民居,可以说,我们一直对中国古民居都比较关注。

记者:在本次考察中自己最关注的是什么?
赵兴:一方面考察活态的民居遗存,重点关注民居的形制、特点和演变脉络,另一方面考察民居的保存现状及未来的发展。

记者:是否觉得自己所学的西方美术理论与民居文化研究有契合点?
赵兴:西方的民居文化研究做得相当深入,相应的古民居保护也非常完备,西方美术理论与民居文化研究之间不存在文化冲突。例如,西方美术理论中艺术社会学的方法对民居文化研究的开展是相当有助益的。

记者:在旅程中有没有趣闻可以分享?
赵兴:旅程中有苦有乐,保存完好一点的古村落通常都位于相当偏远的地区,找路就是一种独特的体验。我们去郴州东成乡庙下村考察,车行到村级公路,发现当地农民为了阻止大车过路把路压坏,用大水泥墩子把路堵上了;我们只好绕道田野,一条单行道,蜿蜒通向未知的前方,途中还不时要和农民大伯商量把西瓜车抬下公路,车过去后再帮他抬上来;在福建大田考察客家围屋安良堡时,将大车换成小车,绕过塌方了一半的环山土路,颠簸半天才找到山坳里的土堡,但安良堡的精彩程度也令我们叹为观止。

记者: 诸如此类的外出考察经历对校内的课程学习有什么帮助?
赵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美术史学习离不开田野考察,这些考察虽然艰苦,但与每一次发现的快乐相比却又微不足道了。
 楼主| 发表于 2014-10-13 01:10:10 | 显示全部楼层
在此之前对于古民居村落有什么认识?
赵炎:我们在2008、2009年分别到湘南和湘西考察过民居,那里的民居看的较多,有客家人的民居、有本地汉人的民居、也有少数民族的民居,年代上以始建于明代和清代的较多。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民居在年代上是有叠加的,因为一座民居是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进行翻修的,所以一座老房子可能始建于明或清,但延续至今实际上已经经过了很多次的翻修,在这种维修过程中很多新的元素会加进去,当然也保留了一些旧的东西,也就是说,同样一幢房子会留下不同时代的烙印,所以很难说某个民居就是清代的或是民国的,只能说始建于什么时候。在去之前,我对于江西、广东和福建地区的民居没有实地看过,尤其是对于围屋和土楼了解不多,比如说福建永定那种圆形的土楼仅仅只是在图片中见过。

艺术资讯网:在本次考察中自己会关注怎样的问题?有什么发现?
赵炎:在考察的过程中最关注的当然就是关于一个民居或地区的历史问题了,在参观一座民居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注意的,比如:房子的始建年代、房屋主人的身份、为什么建这样的房子(如:土楼、围屋之类)?这样的建筑为了防御什么人?当时这个地区的社会状况如何?比如有兵乱或土匪之类。或是关注这样一个大型围屋或土楼的耗资?还有很多在建筑中具体的功能性的问题、各种雕花装饰等等。有的时候能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发现,比如,我们在湖南郴州市桂阳县东城乡庙下村考察的时候,注意到这个村的大部分人家堂屋里面都供奉有先人牌位,上写“左昭 右穆”,并书有“河北钜鹿人氏”,也就是说,这个村的大部分村民都是从河北钜鹿来的移民,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么远从河北移民到湖南,而且是到湖南南部靠近广东的这个地方?村中有很多老房子雕梁画栋、有的地方甚至还有描金装饰,许多房子大门上的户对雕刻成八卦图样,最为常见的就是一个“乾卦”和一个“坤卦”的组合,这样的装饰在当时一定是造价不菲,所以也必然是大户人家的宅邸。询问当地村民后得知,这些大宅院有很多是清代的官员告老还乡之后兴建的自家宅院,但是这些宅院却并不是现在居住其中的人家祖上传下来的,原来主人的后人今天早已不知去向,因为大部分的房子都是在解放初期打倒地主之后分给他们的。说到这里,你会看到,一座老房子不仅在建筑上融合了不同时代的建筑元素,同样在文化上也是不同文化层的集合,如同你看一个文化断层一样可以在一个房子中同时看到不同时代的文化痕迹。我们还见过一个大宅院,整体形制是清代的,但是在屋檐下有一排彩色砖雕装饰,雕刻的是文革时期的样板戏的图像,这就构成了一种奇怪的并置,但这种并置真实地记录了不同时代的印记,它是一个鲜活的文化标本。

艺术资讯网:是否觉得自己所学的西方美术理论与民居文化研究有契合点?
赵炎:当前的西方艺术理论大量地吸收文化研究和视觉文化的理论成果,在研究中面对一个对象都是从文化的层面入手进行分析和研究的,一件作品和一座民居实际上都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研究。我们平时接触的书本上的知识是一部已经完成的历史,是一套已经建立起来的精英的、经典的作品体系。而民居则不同,一方面它是活着的历史,是正在延续的历史,尽管也在以很快的速度在消失;另一方面,民居是大众的作品,是民间的文化,这种文化形态鲜活而自然。对于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来说,大量的研究对象恰恰就是从这种民间的、非精英的和自然化的对象中选取的。所以,我们的民居考察其实也就是一种文化史考察,这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文化研究和视觉文化的方法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学习西方艺术理论的学生来说,在多看西方材料的同时也尤其需要多看看关于中国的材料,尤其是关于中国的最为乡土的东西以弥补我们在这方面知识的欠缺,因为在了解和学习了西方的艺术理论之后,也还是要用来关注和思考中国自身的问题,将有效的工具结合具体的情况,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艺术资讯网:诸如此类的外出考察经历对校内的课程学习有什么帮助?此次考察有何收获?
赵炎:应该说,这样的外出考察是我们校内课程学习的重要补充和拓展。它有助于我们走出僵化的书本知识,进入到更为丰富和鲜活的文化语境之中。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实地考察让我们看了很多以前只在书本上了解到的材料,对于这些材料有更为深入与直观的认识和理解。比如:此次考察我们在广州市参观了象岗山南越王墓博物馆,这是西汉前期的重要墓葬遗存,通过参观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从未见过的出土材料;其二,通过此次考察让我们真切体验到了不同地区的艺术特点。我们在广州市参观了一个“陈家书院”,为清代晚期所建,其中有大量的潮汕地区极具特色的建筑装饰和工艺品陈列,比如:大型的潮汕木雕、用于建筑装饰的灰塑等等,非常精致和艳丽,迥然不同于内地的特点。其三,了解红色革命历史。我们在海丰县参观了1920-30年代的中共苏维埃政府遗址,有红宫、红场,还有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澎湃的故居,了解他的生平经历。对于这段历史以前仅是在历史教科书上简单地了解,而现在有了较为详细的认识。其四,深入了解和参观了中国古代防御性乡土建筑。欧洲古代的大型防御性建筑是石砌城堡,而这样的古代防御性建筑在中国的对应物应该就是土楼或土堡(福建多称之为土楼或土堡,而江西则叫“围子”,即围屋),所不同的是,石砌城堡多是由领主或国王建造,而土楼或土堡则主要是用夯土制成,是由一个大家族、一个村庄、甚至一个大户人家建造,其目的在于保护本族、本村免遭土匪侵扰。尽管其在体量和主人的社会等级上都不如欧洲城堡,但却在中国民间发挥着重要的防御作用,是研究我国古代防御性建筑的重要实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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