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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平和钟腾榜眼府民俗文化节及研讨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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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3 20:52: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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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平和钟腾榜眼府民俗文化节及研讨会”圆满成功!

        钟腾黄氏宗亲: 因故,我们秀篆黄氏宗亲未能参加文化节及研讨会,在此表示歉意,并祝贺“民俗文化节及研讨会”圆满成功!

秀篆黄氏宗亲会

2014年甲午二月初三


附:2014年新春秀篆黄氏一行拜访平和钟腾榜眼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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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3-3 20:58:31 | 显示全部楼层
平和县钟腾村土楼群与“榜眼府”——兼论福建土楼的特殊类型“雨伞楼”

平和县钟腾村土楼群与“榜眼府”——兼论福建土楼的特殊类型“雨伞楼”,及清代福建武科鼎甲略要
黄绍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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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漳州平和县霞寨镇钟腾村“榜眼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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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漳州平和县霞寨镇钟腾村土楼“朝阳楼”(左)和“永平楼”(右)

钟腾村现存最古老的土楼——“永平楼”
福建漳州平和县霞寨镇钟腾村,位于平和县境内中北部,属于博平岭山脉南段的中低山地[1],距离平和县城小溪镇约25公里,与明、清、民国时期平和县城九峰镇[2],也有约25公里距离。据《平和县志》记载,钟腾村原名铜场、铜陵[3]。距今一亿多年前,这一带曾发生过强烈的火山爆发,伴随着岩浆浸入[4],这里形成了储量丰富的铜钼矿[5]。宋代时,这里已是开采铜矿的矿场[6]。明代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太监周觉臣又在这里督采铜矿,但是并无收获[7]。清代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这里生产“信灼牌”条丝(水烟)销往外地[8]。可见,钟腾村一带,历史上属于比较富裕的区域。山高林密,经济又较富裕,不免有安全之忧。清代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修撰的《平和县志》[9]中说:“环山而处,伏莽多虞,居民非土堡无以防卫,故土堡之多,不可胜记。”当年所称“土堡”,今天我们大多称之为“土楼”。据该书记载,清代康熙年间,仅今天钟腾村周围一带,就有“大坪堡”20余座(以黄姓为主所建,在今霞寨镇西安村[10])、“小坪堡”(卢姓所建,在今霞寨镇团结村[11])、“塘北堡”(陈姓所建,在今霞寨镇群英村[12])、“霞寨堡”(周姓所建,在今霞寨镇群英村[13])、“温厝堡”(温姓所建,在今霞寨镇彭林村[14])、“严岭堡”(庄姓所建,在今霞寨镇岩岭村[15])、“黄庄堡”(黄姓所建,在今霞寨镇黄庄村[16])、“高山堡”(杂姓共建,在今霞寨镇高山村[17])和“铜场堡”(杂姓共建,在今霞寨镇钟腾村)等[18]。其中,“大坪堡”中的“西爽楼”,为四角抹圆的方形三层单元式土楼,建于清代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如今还在。福建土楼研究专家黄汉民先生称:“西爽楼是单元式方楼的典型……由65个独门独户的小单元围合……其内院中整齐地排列着六组两进的祠堂”[19]。六组祠堂居楼中,可见,“西爽楼”还保留着由土寨、土堡向土楼过渡时的部分原始形态,弥足珍贵(请参见拙文《亦寨亦堡“日新楼”——华安上坪“万历三楼”(上)》[20])。可惜我去看时,“西爽楼”损毁严重,只有楼内祖祠“圆峰堂”翻修过,而面临池塘的正面楼体,已倒塌三分之一以上,其余三面楼体,也多成断壁残垣,令人感伤不已。
同样令人感伤的,还有钟腾村土楼“永平楼”。它位于村中阜垤上,始建年代不详,大约在明代中叶至清代初年之间[21],楼体还在,但损毁程度较重。根据现存楼址判断,为椭圆形单环二层单元式土楼。它应该就是清代康熙《平和县志》中提到的“铜场堡”,清代道光《平和县志》中再次提到它:“铜场堡,不一姓,离县六十里”[22]。之所以判断“永平楼”就是铜场堡,除了历史文献外,还有一个技术上的旁证。在今平和县城小溪镇高南村,仍存有明代中叶至清代初年之间所建“南山月寨”[23],其实也是一座外墙承重的方形单元式大土楼。楼虽残破,但大门匾额“天岳培基”,石刻门联“喜气西来,地转琯溪环月寨;明星北拱,天腾马麓壮金垣”,依然清晰。考察“南山月寨”现存外墙,底层为河卵石垒砌为墙基,依地势不同,高约1~2米,其上筑夯土墙。楼高二层,二楼才开窗,现在有些地方一楼也开窗,显然是后来挖开的。“南山月寨”这种外墙建筑形式,与“永平楼”外墙几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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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楼”,位于漳州平和县霞寨镇钟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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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爽楼”,位于漳州平和县霞寨镇西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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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月寨”,位于漳州平和县小溪镇高南村


福建土楼的特殊类型——“雨伞楼”
在钟腾村里,“永平楼”右侧,低于“永平楼”约4~5米的地方,还有一座圆形双环砖砌外墙单元式土楼“朝阳楼”,内外环皆二层,外环随地势起伏略有抬升,内环地面高于外环地面约2米。内环院中有一座小小的宗祠,看得出是后修的。我到附近一处民居的四楼楼顶观察,只见不远处的“朝阳楼”,青砖黑瓦,内外双环屋脊,构成“凸”字形状,在背后的青山与一旁土黄色的“永平楼”的陪衬下,韵味十足。平和县文史学者黄荣才先生说,“朝阳楼”这种建筑形式,当地人称为“双叠楼”或“双套楼”[24]。其实,他们没有注意到,“朝阳楼”属于罕见的土楼类型——“雨伞楼”。
关于“雨伞楼”,以往多数学者,包括福建土楼研究专家黄汉民先生,都仅将其视为漳州华安县磜头村一座土楼的名称而已(详下)。但我认为,与漳浦“风车楼”一样(请参见拙文《仿如欧洲古堡的福建土楼——漳浦“风车楼”》[25]),“雨伞楼”亦可以归为福建土楼一种特殊的建筑类型,在众多的福建土楼中数量极少,仅分布在闽南地区。它一般为圆形双环或三环单元式(个别为内通廊式)土楼。与绝大多数土楼外高内低、呈“凹”字形的建筑形式正相反,“雨伞楼”内环高,外环低,整体呈“凸”字形,远眺仿如撑开的雨伞,具有独特的建筑美感,更展现出闽南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建筑智慧。与我观点类似的,有华侨大学硕士郭栋林先生。在《平和土楼初探》一文中,他将“雨伞楼”称为“楼心式土楼”,定义为:“所谓楼心式土楼,就是在土楼内部还有一座更高的土楼,当地人还称这类土楼为楼中楼。”他提出,平和县五寨乡埔坪村的“思永楼”、寨河村的“旧楼”和霞寨镇钟腾村的“朝阳楼”,都是属于“楼心式土楼”[26],即我所称的“雨伞楼”。
其实,在漳州平和县境内,崎岭乡下石村土楼“到凤楼”,也属于“雨伞楼”。“到凤楼”为圆形三环单元式土楼,内环一层,中环四层,外环二层。中环大门上有匾额:“到凤楼”,却未落年月,据说建于清代乾隆年间[27]。若以中环和内环来看,“到凤楼”与普通圆形单元式土楼无异;但加上外环一起看,“到凤楼”就是“雨伞楼”。它的外环二层,其后半圈依地势建在土坡上,乍看之下像是三层。站在平地上看,外环紧贴屋后小山岗,其前二后三的形式,似海涛拍岸,激波扬雪,充满建筑动感。如果从村后小山岗上眺望,“到凤楼”整体线条,呈现出中-高-低-高-中的独特建筑形式,如流动的音符,弹奏着美妙的建筑旋律,与一溪相隔的四角抹圆的方形土楼“中庆楼”,相得益彰,美不胜收。
不过,最典型的“雨伞楼”,位于漳州华安县高车乡磜头村海拔920米的洋竹径自然村,名字就叫“雨伞楼”,黄汉民先生将其作为圆形土楼的特殊形式,收录于《福建典型土楼一览表》中[28]。那里距离华安县城约39公里,其中从磜头村到洋竹径自然村的8公里上山路,全是土路,交通不便,“雨伞楼”更是孤立于村边一处圆形崖顶上。楼内居民、在磜头村县道旁做小生意的郭国华先生,两次带我游览“雨伞楼”,其中一次在雨里。他的腿脚不方便,细雨飘零中,他拄杖吃力地走在湿滑石磴上的身影,令我感动至今。据《华安县志》记载,这座“雨伞楼”为单元式结构,共18个开间,建造年代不详,原为蔡氏所建,现住郭氏,从现存建筑风格看为清代圆楼[29]。但郭国华先生和楼内居民都告诉我,这座“雨伞楼”最早为杨氏所建[30],所以自然村的名字原来叫做“杨竹径”(现在写成“洋竹径”)。后来,不知何故,杨氏卖给蔡氏,蔡氏又卖给从华安县沙建镇上坪区域迁来的郭氏。而上坪郭氏,在明代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建了三座著名土楼“日新楼”、“齐云楼”和“昇平楼”(俗称“华安上坪万历三楼”),至今犹存。郭国华先生说,他们现在与上坪郭氏依然保持联系。在这座“雨伞楼”里,我注意到,该楼无匾额,为圆形双环单元式土楼,内环二层,外环三层,但外环楼房紧贴山势而建,内环地面比外环三楼地面还高出约1.5米,内环圆楼因此卓然而立。站在土楼内环里,所见外环仅为一层;可是从土楼外面看,外环却是三层。楼内居民从内环到外环房间,直接就到了外环三楼,须进屋下几级木梯,才能到达外环二楼。而二楼屋内还有另一处楼梯,通往外环一楼的房间。我去那时,微雨潇潇,山岚飘忽,树色朦胧,使得“雨伞楼”里这种奇特的建筑格局,充满了神秘、甚至有些诡异的气氛。但在晴天里,眺望这座“雨伞楼”,其建筑美感,完全可以用无以伦比来形容。漳州文史学者曾五岳先生,干脆称其为“蓬莱仙境雨伞楼”[31]
与华安磜头村“雨伞楼”类似,据媒体报道,在漳州芗城区浦南镇双溪村,也有一座内高外低的圆形双环二层土楼“雨伞楼”,据说建于清代[32]。这座土楼我没去过,但看资料照片,芗城双溪村“雨伞楼”楼形破坏严重,与平和钟腾村基本完好的“朝阳楼”无法相比。
说到“雨伞楼”无以伦比的建筑美感,必须提到另一座“雨伞楼”——“锦江楼”。它位于漳州漳浦县深土镇锦东村,当地人俗称为“燕子楼”或“燕尾楼”,是一座圆形三环内通廊式土楼。其内环三层,门楼高四层,建于清代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中环为清代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续建,圆楼一层,层高较大(接近普通土楼的二层高),楼顶上有一圈防守用的跑马道和女墙,而门楼高三层。外环一层,层高较低,仅用于存放柴火和饲养家禽家畜,《漳浦县志》中说:“外重建筑年代不详”[33]。远望“锦江楼”,呈现出内高外低、如瀑布般依次跌落、而门楼高耸的独特建筑形式,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保碑》上不惜笔墨地称赞它“形式独特,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34]。关于这座“锦江楼”,热心的管理员林振德老先生,给我讲了一大串传奇故事,以后我再专门写它。
漳浦锦东村“锦江楼”这种建筑形式,并非独创,不如说是一种模仿加创新。距离深土镇锦东村仅4公里左右,在漳州漳浦县旧镇镇寨内村,有一座圆形双环单元式土楼“慎修楼”,内环匾额上明确刻着“慎修楼,乾隆壬午,孟春榖旦”。乾隆壬午,为清代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35]。该楼也可划为“雨伞楼”,同样内高外低:内环三层,第三层上隐约可辨有一圈隐通廊。外环一层,层高较高(约有普通土楼的二层高),楼顶上至今可见一圈防守用的跑马道和女墙。可惜这座“慎修楼”损毁严重,内环仅余框架,外环甚至倒塌了四分之一以上,目前成为当地村民养鸭之所,令人唏嘘。但从建筑年代、地理分布和建筑形式上来看,可以确定,锦东村“锦江楼”,正是模仿寨内村“慎修楼”的形式而建。当然,“锦江楼”燕尾式高耸的门楼,则是自己的创新。
而“锦江楼”创新的这种高耸式门楼,又被距离它仅1.5公里左右的“瑞安楼”所学习和继承。“瑞安楼”,位于漳州漳浦县深土镇示铺村,现为圆形单环石砌外墙单元式土楼。它肯定还有外环,可惜只剩遗迹,所以它是否属于“雨伞楼”类型、整体形式如何,不好臆测。但它现存造型也颇为独特,楼高三层(其中石砌外墙高二层,夯土墙一层),而门楼高四层(其中石砌外墙高二层,夯土墙二层)[36]。门上有石匾:“瑞安楼,嘉庆丙子年(清代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孟秋榖旦,杖国耆英许学圣建”。
从1762年的“慎修楼”,到1791年的“锦江楼”内环,到1803年的“锦江楼”中环,再到1816年的“瑞安楼”,在漳州漳浦县浯江东岸这片直线距离不过2.6公里的小小区域内,闽南土楼建筑形式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呈现出清晰的脉络。  




 楼主| 发表于 2014-3-3 21:10:1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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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平和县霞寨镇钟腾村“朝阳楼”外的旗杆石

钟腾村里的“雨伞楼”——“朝阳楼”
与其它“雨伞楼”不同的是,钟腾村里这座“朝阳楼”,内外双环皆为砖砌外墙。从楼内已倒塌或剥落的部分来看,“朝阳楼”楼体是用长方形土砖垒砌而成(并非夯土墙或青砖墙),仅在土砖外包以一层青砖,应该是出于防雨兼美观的考虑。因此,双环外墙挑檐,出挑都不大,宽仅0.5米左右。挑檐之下,其内外、双环二层外侧,皆建有外悬式楼斗。在“朝阳楼”门外,还有三对大小不等的旗杆石。其中一对较矮,字迹已模糊,只有最后四字尚可辩认:“黄国梁立”,余字湮没不彰,大约是黄国梁为武秀才时所立。另外两对之上,则阴刻有“乾隆丁酉科,举人黄国梁立”、“乾隆辛丑科,钦点榜眼及第,黄国梁立”。黄荣才先生在《闽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朝阳楼始建于明朝,为榜眼府附属建筑”,是“黄国梁祖居地”,“也是日后黄国梁七兄弟接待宾客的分宾馆”[37]
钟腾村里的清代武榜眼黄国梁,且按下不表。“朝阳楼”是否为“接待宾客的分宾馆”,史无明文,亦无从讨论。但这样描述“朝阳楼”,肯定有误解。前文已述,钟腾(铜场)村里,清代康熙之前的土楼(当年称“土堡”),只有一座“铜场堡”,应该就是“永平楼”,黄荣才先生自己也说:“永平楼位居中间,是三座土楼中最为古老的”[38]。所以“朝阳楼始建于明朝”之说,已不可信。至于说“朝阳楼”“为黄国梁祖居地”,同样不可信。《平和县志》卷32中明确记载:“霞寨乡钟腾(铜场)村,清朝出一名榜眼,相传他的父母,在鸭母棚内松柏床上结婚生育。因此,后来的青年结婚时,要在洞房新床上放一支松柏枝,以示怀念和寄托宏愿。此俗沿袭至今。”[39]民间,还有黄国梁“小时候挑炭到小溪去卖”的传说[40]。显然,黄国梁小时候家里很穷,住在“鸭母棚内”,不可能住在“永平楼”里,更不可能住在“朝阳楼”里。
答案就在“朝阳楼”门匾上。“朝阳楼”内环大门上,有石制匾额“朝阳楼”三字,未落款。审其字迹,似与外环匾额题撰者为同一人。在外环大门上,有另一块石匾,正文为“世大夫第”,抬头为“乾隆庚戌岁吉旦”,落款为“奠邦敬题”,并有两枚印鉴:“黄奠邦印”、“磐轩”。乾隆庚戌岁,为清代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这就是“朝阳楼”的落成时间。在此之前,清代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黄国梁已中式乾隆丁酉科武举人[41];四年后,清代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黄国梁又中式乾隆辛丑科武进士一甲第二名,即俗称的“武榜眼”[42]。这有各种史料及“朝阳楼”外所立旗杆石为证。可见,“朝阳楼”是在黄国梁高中武榜眼九年之后才建成的,而旗杆石也应该是在楼成之后,才从他处挪移至今址。
另据平和县文史学者黄水成、朱俊辉先生的一篇报道说,2012年8月底,工作人员在清理“朝阳楼”时,意外地在其二楼(不知是内环或外环?)外悬楼斗上,发现一块“榜眼及第”匾额,据说可能为清代乾隆年间所制[43]
从“雨伞楼”到“榜眼及第”匾,“朝阳楼”里,究竟还藏了多少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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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楼”外环门上匾额:“世大夫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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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梁中式武举人和武进士后所立旗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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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楼”内景

“朝阳楼”匾额的题撰者——黄奠邦
平和县当地文史工作者可能没有注意到,“朝阳楼”匾额题撰者黄奠邦,也是一位有故事的人物。《福建省志·闽台关系志》和《漳浦县志》中都说,黄奠邦为清代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公元1777年)福建的武解元[44]。也就是说,黄国梁与黄奠邦同一年参加福建武举乡试,同一年成为武举人,而黄奠邦考得更好,高中那一年福建武举乡试第一名,即俗称的“武解元”。正是这层关系,清代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当黄国梁功成名就、回家建起“朝阳楼”时,才请来当时已成名、时任厦防同知(详下)的福建武解元黄奠邦,为其新楼题匾,以耀门楣。
但是,关于黄奠邦的籍贯,却众说纷纭。《漳浦县志》中有两处提到,黄奠邦为漳州漳浦县人[45];《福建省志·闽台关系志》中则说,黄奠邦为台湾府人[46];但清代道光《厦门志·职官表》和《民国厦门市志·职官志》中,却又信誓旦旦地说,黄奠邦为广东饶平县人[47]。须知,主持修撰清代道光《厦门志》的周凯,时任福建兴泉永道,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撰修等职[48],其所修《厦门志》,不会在“职官”这么重要的问题上出错,黄奠邦原籍广东饶平,应无疑问。但黄奠邦又确实中过福建的武解元。这一困惑,直到我查到两条史料后才豁然开朗。清代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公元1789年2月15日),乾隆皇帝颁布的谕旨中,竟然专门谈到黄奠邦的籍贯问题:“(黄奠邦)该员原籍系属广东,虽居住台湾已久,究非福建内地可比。”[49]六年之后,清代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七日(公元1795年10月19日),乾隆皇帝在给军机大臣的谕旨中,再次提到黄奠邦籍贯问题:“(黄奠邦)其原籍虽系广东,而族属自必皆在台湾居住。”[50]也就是说,黄奠邦祖籍广东饶平,举家久居台湾,便以台湾府武生名义,参加福建武举乡试(当时台湾府属于福建省),并成为福建的武解元。
一位福建的武解元,为什么会让乾隆皇帝两次在谕旨中讨论他的籍贯问题呢?原来,中武解元之后,清代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在台湾的黄奠邦,组织民军,参与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有功,为此受到奖赏[51],被补授千总[52]。次年(公元1788年),又被赏给“顺勇巴图鲁”名号[53],加守备衔,送部引见,等候补用[54]。清代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公元1789年2月15日),黄奠邦入京陛见,乾隆皇帝对他印象非常好,专门下谕,称赞黄奠邦在台湾嘉义县守城五个多月,劳苦功高,同时夸他是个明白人,通晓文义,决定将他派往福建,破格以同知补用[55]。清代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黄奠邦到达厦门,就任主管厦门岛日常民事、行政、诉讼和口岸管理的“厦防同知”一职[56],任职三年[57]。在职期间,因捕盗得力,黄奠邦两次受到乾隆皇帝的表扬,甚至被夸为“捕盗得力熟手”[58]。但很快,清代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黄奠邦成为当年一起贪腐大案的行贿关键人物。这起贪腐大案,史称“福建大狱”,用《福建省志·审判志》中的话说:“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春,福州将军魁伦上奏闽省库款亏空银250万两。案涉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布政使伊辙布、按察使钱受椿四大员。六月,乾隆帝派长麟接任闽浙总督,同魁伦一道追查此案。查出伍拉纳接受盐务馈送银15万两,浦霖向盐商索银2万两,二人还各受厦门同知黄奠邦银9200两。”[59]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又查出黄奠邦任厦防同知时,放纵他人私带炮械出洋的渎职案,让乾隆皇帝大伤脑筋[60]。根据学者林家钟先生统计,“福建大狱”审结之后,伍拉纳、浦霖、钱受椿被处斩,伊辙布在押解进京途中身死,前闽浙总督富勒浑、雅德、初审此案的署理闽浙总督长麟,均被革职效力,另有14名县官被处死,数十名官员、吏员被处死、被流放或被追赃[61]。不过,引爆“福建大狱”的行贿人物之一黄奠邦,却找不到对他的处理结果。黄奠邦从此不知所终,消失在历史的迷雾里。

钟腾村里第三座土楼——“余庆楼”
钟腾村里,总共有三座土楼:“朝阳楼”居右,“永平楼”居中,左侧不远处,还有第三座土楼“余庆楼”。它是座四角抹圆的方形三层单元式土楼,有大小两座楼门,大门上方石匾:“馀庆楼,嘉庆丙辰,端月吉旦”,落款处还有两方印鉴,字迹模糊,暂时无法辨认。嘉庆丙辰,为清代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也就是说,“余庆楼”是在“朝阳楼”建成六年后才落成。
先说“余庆楼”的建筑形式。黄荣才先生说:“余庆楼是一座别具一格的三层大土楼,从高处俯瞰,恰似一枚古代的大铜钱,外稍圆而内四方。”[62]“大铜钱”一说,挺有趣的,但四角抹圆的方形土楼,在福建土楼中并不罕见,在闽南土楼和客家土楼中都有。仅以平和县境内现存土楼为例,据我所知,离钟腾村不远,霞寨镇西安村土楼“西爽楼”(建于清代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崎岭乡下石村土楼“中庆楼”(建于清代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都是四角抹圆的方形三层单元式土楼;九峰镇黄田村土楼“咏春楼”(建于清代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则是较少见的后两角抹圆的方形三层单元式土楼。另外,离钟腾村54公里左右,漳州诏安县秀篆镇陈龙村(客家聚居区)土楼“会龙楼”(建于清代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也是四角抹圆的方形双层单元式土楼;如果愿意的话,甚至可以将陈龙村里1946年才建成的土楼“龙潭楼”,也视为四角抹圆的方形三层单元式土楼(当然,因为抹的圆弧较大,“龙潭楼”也可以视为椭圆形双环三层单元式土楼)。
再说“余庆楼”的建筑费用。黄荣才先生引当地民间传说写道:“据传,黄国梁‘榜眼及第’后,功德昭彰,乾隆帝为表其功,拨出与榜眼府同等数额(13300 两)的白银所建,让黄国梁的族亲及后裔世世代代在此安居。”[63]榜眼府的问题,下文再说。但13300两白银建一座“余庆楼”,这个数字太夸张了。岁有生先生曾以乾隆时期的物价为例,统计过州县官府祭祀文庙(这是当年最隆重的官方礼仪之一)的费用,包括全套复杂的祭品,每次需用银90.98两,每次办理祭典所需费用(包括祭祀的装饰、活动、与祭人员的工食等),为17.1两左右[64]。罗畅先生则统计过清代的粮价,其中提到,清代道光元年(公元1796年,也就是“余庆楼”建成之年)正月,福建福州府(今福州市含各县区)的粮价,每1仓石上米,需银1.5~3.45两;每1仓石下米,需银1.3~3.11两[65]。另一个可供参照的数字是,清代乾隆五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公元1788年4月26日),黄奠邦因战功卓著,加赏“顺勇巴图鲁”名号之后,乾隆皇帝谕旨:“仍照加赏巴图鲁名号之例,各赏银一百两,以示奖劝。”[66]
可见,当地传说乾隆皇帝分两批共赏银26600两给黄国梁,用以修造“榜眼府”和“余庆楼”,绝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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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庆楼”内抹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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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安秀篆会龙楼


钟腾村里的清代武榜眼——黄国梁
钟腾村里,就在离三座土楼不远处,还有一处被称为“榜眼府”的古建筑。黄荣才先生在《黄国梁与榜眼府》一文中说:“从资料和相关人员的叙述中了解到,黄国梁(1756-1795 年)是漳州市唯一的一个武榜眼。”他还记录了当地民间传说:“据传黄国梁授任‘一品御前带刀侍卫郎’后,竭尽忠诚、功德昭彰,乾隆皇帝为表彰他的功劳,特赐白银13300 两,于庚戌年(1790 年)在其故里钟腾村(原名铜陵村)朝阳楼对面选择风水宝地,营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宫殿式建筑——黄国梁榜眼府。”[67]在今日“榜眼府”内,挂着一幅“榜眼黄国梁像”,下有“榜眼黄国梁简介”,其中也有类似说法:“乾隆辛丑科(1781年),朝廷殿试钦点‘榜眼及第’,钦封‘御前侍卫郎’……朝廷赐银建府,以表其功。”
皇帝赏银26600两之说,前文已述,绝不可信;关于朝阳楼的建成年代,前文也已考证,皆不赘述。
我们从黄国梁的生平说起。我查遍现有史料,对于黄国梁的记述,只有廖廖几句。清代道光《平和县志》中说:“武举人,乾隆丁酉科(1777年),黄国梁,辛丑榜眼”,“武进士,乾隆辛丑科(1781年),黄国梁,钦点榜眼”[68]。《平和县志》中,黄国梁无传,只有在《举人、进士名录》中有这么一条明确记载:“黄国梁,下寨钟腾,乾隆丁酉科1777年中举,乾隆辛丑1781年考中榜眼,任职一等侍卫。”[69]另一条记载,就是前文已引“新婚床上放松柏枝”的传说,但未点明黄国梁名字[70]。除此之外,在《漳州市志》、《福建省志·人物志(上)》、《福建省志·教育志》、《福建省志·体育志》等方志中,也都只有黄国梁考中武榜眼的记录而已,并无关于他生平的记载[71]
因此,说黄国梁的生卒年为1756-1795年,不知何据,也许出自钟腾村《黄氏家谱》吧?可是,在“榜眼府”里悬挂的“榜眼黄国梁简介”中,却又明确注明:“黄国梁(1758-1796),于清朝乾隆甲子出生于福建省平和县霞寨镇钟腾村(原名铜场)”。乾隆甲子年,为清代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而1758年,为清代乾隆戊寅年(乾隆二十三年)。黄荣才先生则记录为:“(黄国梁)他于清朝乾隆丙子年(1756 年)生于铜陵村朝阳楼一个贫苦的农家。”[72]这真是一团乱麻,未详孰是,关于黄国梁的生卒年,只好存疑。
其次,前引《平和县志》中说,黄国梁“任职一等侍卫”[73],《福建省志·人物志(上)》也说:“黄国梁,平和,任一等侍卫”[74]。根据修史惯例,这应该是黄国梁担任的最高官职。《清史稿》中明确记载:武举殿试“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三名授二等侍卫。二、三甲进士授三等及蓝翎侍卫、营、卫守备有差。”[75]许友根先生说明得更详细:关于武举殿试,“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又定: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正三品),二、三名授二等侍卫(正四品);二甲选十名授三等侍卫(正五品);三甲选十名授蓝翎侍卫(正六品);其余武进士分别以营、卫守备在兵部注册使用。”[76]可见,清代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黄国梁考中武榜眼之后,被授予正四品的二等侍卫一职,并非乾隆皇帝对他器重有加,而是当年的规定。数年之后,黄国梁升任正三品的一等侍卫,也属正常。
至于钟腾村当地民间传说黄国梁任“一品御前带刀侍卫郎”或“御前侍卫郎”,则一笑了之可也。按照清制规定,侍卫分为满族侍卫和“汉侍卫”。满族侍卫从皇帝亲自统领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俗称“上三旗”)及满族贵戚子弟中选拔。汉族人考中武进士而被授予的侍卫,称为“汉侍卫”。“汉侍卫”分为一等侍卫、二等侍卫、三等侍卫及蓝翎侍卫,编制没有限制,设“满洲主事”一人直接管辖(可见满清政权处处防范汉人之心)。不论满族、汉族侍卫,大多归“侍卫处”管理(“乾清门内侍卫”则归“御前大臣”管理,详下)。《清史稿》中记载,“侍卫处”平常主要负责在皇宫以内保卫皇帝的安全,并协助皇帝处理一些行政事务;出外则提供皇家礼仪和警卫。而“侍卫处”是由六名满族“上三旗”出身、官职正一品的“领侍卫内大臣”轮流当班领导[77]。从实际操作情况看,满汉侍卫们分为三个等级(与官职几品无太大关系):为皇帝提供贴身保卫和服务的“御前侍卫”,在皇宫(今故宫)内廷当班的“乾清门侍卫”,及在皇宫门口当班的“三旗侍卫”[78]。当然,高级官员经常也挂着侍卫头衔,出任外官、或出外领兵作战,以示亲信。由于清朝是满族人的政权,清制明确规定,只有满族侍卫,才可以担任皇宫内廷的“乾清门侍卫”。在“乾清门侍卫”上干得好的话,或是满族贵戚子弟出身,才有可能被选为“御前侍卫”、“御前行走”或“乾清门行走”[79]——而这三者,都是满族人,被统称为“乾清门内侍卫”,并不归“侍卫处”管理,而是另外由“御前大臣”统辖[80]。“汉侍卫”(不论几等),只能与满族四等侍卫同列,担任皇宫大门的侍卫。即使再能干、再受信任,“汉侍卫”最多只能担任“乾清门侍卫”,已被视为尊崇至极[81],几乎不可能担任那三种“乾清门内侍卫”。有清一代,仅有道光朝的汉人杨芳一人,因平定新疆叛乱、活捉叛党头子张格尔[82],被从“乾清门侍卫”特授“国什哈”(通常译成“戈什哈”)[83]、“辖汉国什哈内大臣”,即皇帝的“御前侍卫”、兼“汉侍卫内大臣”。这种大破常规的做法,连《清史稿》都吃惊地记下“叹为未有”四字[84]。而黄国梁,我查了一下,整部《清实录·乾隆朝实录》中,只有一处关于他的记载,就是清代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他考中武榜眼那一回,也仅有个名字而已[85],实在看不出乾隆皇帝或当朝大臣们对黄国梁有何特别器重之处。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出身贫苦、为官平平的黄国梁,却从1781年考中武榜眼之后,后来担任正三品的一等侍卫,到1790年,竟能盖起“朝阳楼”和“榜眼府”,1796年又盖起“余庆楼”。坦率地说,钱从何而来,令我感到困惑。查郭松义、李新达、杨珍三位先生合著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清代》卷,清代京师武官正三品,年俸银130两,年禄米65石,恩傣加倍,按大约1石米需1两银来计,每年收入390两银子[86]。参照艾永明先生《清朝文官制度》中的相关统计,他也考证说,京官正三品,每年收入390两银子[87]。而黄国梁担任的正三品一等侍卫之职,是按八旗管理,并无养廉银一说,当然可能会有一些皇帝的赏赐,但数量肯定不多(前文已述,黄奠邦加赏“顺勇巴图鲁”名号之后,赏银一百两)。可是,根据钟腾村民间传说,黄国梁却带回26600两银子,先后盖起“榜眼府”、“朝阳楼”、“余庆楼”三处。他那么多钱从何而来,令人疑惑。
清代福建武举鼎甲略要
既然说到黄国梁为清代武榜眼,顺带说一下清代福建武举鼎甲的情况。
《福建省志·教育志》第一章中,有附表《福建历代进士前三名表》[88],但错漏较多,不太可信。根据许友根先生《武举制度史略》附录《清代武鼎甲人名录》[89],我纠正了其中几个人的籍贯错误之后,统计如下:
有清一代,福建武举,共出武状元3人:同治十年辛未科(公元1871年),武状元丁锦堂,福建上杭(今龙岩上杭县)人[90]。光绪二年丙子科(公元1876年),武状元宋鸿图,福建侯官(今福州闽侯县)人[91]。光绪六年庚辰科(公元1880年),武状元黄培松,祖籍福建安溪(今泉州安溪县),出生于南安(今泉州南安市),后随父迁居福州[92](他是位有故事的人物。今福州台江区中平路,仍有黄培松故居[93])。另有1名武状元存疑: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公元1772年),武状元李威光,其籍贯注为“广东长乐”,显然有误,疑其非福建人(参见本文注71)。
此外,还有武榜眼2人:乾隆十七年壬申科(公元1752年),武榜眼林建鼎,福建福清(今福州福清市)人[94](奇怪的是,福州人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位武榜眼[95])。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公元1781年),武榜眼黄国梁,福建平和(今漳州平和县)人。
另有武探花5人:乾隆四年己未科(公元1739年),武探花罗英笏,福建沙县(今三明沙县)人,他是清代福建武举鼎甲第一人[96];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公元1763年),武探花叶时茂,福建同安(今厦门同安区)人[97];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公元1793年),武探花周自超,福建永春(今泉州永春县)人[98];光绪三年丁丑科(公元1877年),武探花林培基,福建闽县(今福州闽侯县)人(但他是以侯官县武举人的名义,去参加武进士考试)[99]。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公元1895年),武探花林宜春,福建大田(今三明大田县)人[100]
“榜眼府”应该是“榜眼祠”或“榜眼宗祠”
关于钟腾村里的“榜眼府”,《平和县志》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榜眼府,在霞寨乡钟腾村,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系清乾隆武榜眼黄国梁宗祠府宅。面积600平方米,砖木结构,座向东南。布局依次为门楼、照壁、前厅、大堂。两侧各有5间厢房。门楼较为奇特,以座向右侧而立,照壁嵌入前围墙。前厅面阔3间,进深3间,两侧为卷棚式走廊。大堂面阔5间,进深3间,空间较大。府宅保存完好。”[101]“宗祠府宅”,显然,《平和县志》编者已经看到问题的关键,即:所谓“榜眼府”,从其实质来看,更像是一座黄氏宗族祠堂,或许该称为“榜眼祠”或“榜眼宗祠”更合适。首先,按当地民间传说,武榜眼黄国梁并未住回到钟腾村;而依清制,黄国梁所任的二等侍卫或一等侍卫,也不允许他住回到钟腾村,所以并不存在“榜眼府”一说。其次,按现在“榜眼府”的说法,则钟腾村里,偌大一支黄姓,只在“朝阳楼”中有一座小小的祠堂,与闽南“村村有宗祠,姓姓有宗祠”的文化传统明显不符;而如果是“榜眼祠”或“榜眼宗祠”的话,则难题迎刃而解。其三,2009年10月,我第一次到“榜眼府”时,那里正准备整修,尚看不出什么;到2012年2月我再到“榜眼府”时,大堂里已挂上新做的“榜眼及第”、“举人”、“进士”和几块“博士”匾,这种做法证明,当地黄姓村民,也将那里视为“黄氏宗祠”。事实上,2008年10月,漳州作家张万土先生在《钟腾毓秀“榜眼府”》一文中,已明确写道:“其实,这‘榜眼府’不是府第,而是祠堂,是榜眼黄国梁死后为供奉他的神位而建的。黄国梁死后,灵柩奉旨返乡厚葬。黄氏族人建了这座祠堂,供奉榜眼神位。这座祠堂,民间称为榜眼府,约定俗成,就这样叫了下来。”[102]
至于说到“榜眼府”(姑且这么称吧)“门楼较为奇特,以座向右侧而立,照壁嵌入前围墙”,更不奇怪,这是闽南大厝、包括闽南宗祠常见的建筑布局。外门开在边侧,上筑以亭,俗称“路亭”(不是“门楼”),为的是防风水外泄。路亭以内至前厅之间的宽阔空间,是闽南建筑特有的“埕”。而围绕“埕”的三面围墙,叫做“埕围”(不是“照壁”)。赖世贤、刘毅军两位先生在《深井与厝埕——闽南官式大厝外部空间简析》一文中说:“在两落大厝中,埕的比例一般可达整个建筑比例的三分之一。”对照该文所附《闽南官式大厝鸟瞰》一图可知[103],“榜眼府”的建筑布局,与之几乎完全相同,正是典型的闽南官式大厝,或称为闽南官式大厝型宗祠。
虽说建筑布局普通,但“榜眼府”里的建筑细节,却令人击节赞叹。我注意到,在其前厅和大堂的屋檐挑坊下,都有龙头形插拱,大堂挑坊下还有莲花形垂柱;前厅内侧驼峰下,有彩绘诗书木雕;其前厅和大堂之间两侧回廊卷棚下,有砌上明造的穿斗式梁架;其前厅和大堂的雀替上,有漆金彩绘图案;尤其是前厅和大堂的穿斗式梁架和瓜柱上,有着极其精美的漆金彩绘人物图案,更令我深深着迷。





 楼主| 发表于 2014-3-3 21:10:36 | 显示全部楼层
尾声

2012年12月17日,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公布的《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平和县霞寨镇钟腾村榜上有名[104]。

现在,听说平和县及钟腾村等方面决定共同出资,好好保护这座“榜眼府”和钟腾村里的三座土楼,诚文物之幸也。希望他们秉持“修旧如旧”的原则,为子孙后代保留住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2013年9月11日星期三2时06分改定)
 楼主| 发表于 2014-3-3 21:12:24 | 显示全部楼层
钟腾毓秀“榜眼府”

不知多少次路过霞寨钟腾,知道这个地方曾经出过名人黄国梁,可是就是没能很好滞留了解一下其中名胜掌故。近日刚好有事又路过此地,觉下下车进村看个究竟。

霞寨镇钟腾村原名霞寨铜场,因闽西南特委秘书长兼《前驱报》社长、闽南特委副书记钟骞(广东潮安意溪人)曾在霞寨铜场山上闹过革命,故新名钟腾。钟腾风景秀丽,地灵人杰,在逊清时期就有名人横空而出,这个名人就是黄国梁。

黄国梁,大坪铜场鸭母坑自然村人,出身贫苦人家,以烧炭为生。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7年)中武举,四十六(公元1781年)考中辛丑科武进士,钦点榜眼,封为一等侍卫,在皇宫供职。未久,黄国梁在宫里被害,死于何因、死于何人之手,史无记载。民间传说,黄国梁是被“王仔”害死的,死时连头也被割走,真是一桩无头公案。

尽管黄国梁死无全尸,但是毕竟是钦点榜眼,名人是也!说实在,榜眼是什么,在封建科举致仕体制中,“榜眼”乃“进士甲等第二”也。平和人在封建科举中从未有“状元”,这第二,“榜眼”也是绝无仅有的;何况漳州市历史上曾出过武举人857人,武进士130人,但武榜眼仅出过黄国梁一名,足见这“榜眼”多么难得。榜眼黄国梁名人是也!钟腾也就因为“榜眼黄国梁名人”而名世矣!

走进钟腾,要了解黄国梁,现如今就是“双峰耸秀”榜眼府了。

这“榜眼府”,建筑面积大约600平方米,砖木结构,座向东南,门对双峰山,门楣上有一石匾,题为“双峰耸秀”。整座建筑布局依次为门楼、照壁、前厅、大堂。两侧各有5间厢房。门楼较为奇特,以座向右侧而立,照壁嵌入前围墙。前厅面阔3间、进深3间。两侧为卷棚式走廓。大堂面阔5间、进深3间。整座建筑青砖黑瓦,庄严肃穆。

其实,这“榜眼府”不是府第,而是祠堂,是榜眼黄国梁死后为供奉他的神位而建的。黄国梁死后,灵柩奉旨返乡厚葬。黄氏族人建了这座祠堂,供奉榜眼神位。这座祠堂,民间称为榜眼府,约定俗成,就这样叫了下来。而真正的榜眼府在距离祠堂约100米远的“朝阳楼”。

朝阳楼为一座双重圆土楼,内楼3层、12间,楼门有石匾,刻有“朝阳楼”三个字。外楼前有石旗杆3座,高3米许。内楼和外楼的外墙,均用青砖镶嵌,建筑风俗与榜眼祠堂保持一致,肃穆庄严,古韵犹存。

在钟腾,了解黄国梁的生平,民间传说很多。最令人惋惜的莫过于乾隆皇帝“以籍贯取士”一事。传说黄国梁在京城校场上,以一式“魁星踢斗”赢得满场喝彩。殿试时,乾隆皇帝本意点他状元,但问知黄的家乡鸭母坑一无乞丐、二无轿夫,是个“小地头”之后,改变了主意,钦点黄国梁为武榜眼。又传说,辛丑科主考官司是漳浦人蔡新蔡太师。黄国梁不会说官话(北京话),他跟乾隆皇帝的对话是蔡太师翻译的。民间传说,毕竟是传说,是否属实,史无记载,姑妄听之!

但是黄国梁跟平和县霞寨镇黄庄村大协关通天蜡烛山峡谷之间石晶宫的传说却尚有笔迹可证。

石晶宫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背靠峭岩,面对深谷,寺庙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左右两侧各有护屋,寺庙为抬梁式,小巧玲珑,风格独特,面积241平方米。宫内中堂奉祀南海观音菩萨,配祀伽蓝王土地神,宫内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的一个石香炉,为乾隆甲辰年物。宫后山崖有一泉,泉水自石缝中涌出,此泉称“石晶水”被誉为“平和第一泉”。泉上一石壁,刻有“石晶圣泉”,系榜眼黄国梁所题。如今“石晶圣泉”还在霫霫生辉,供后人观瞻.

发表于 2014-3-3 23:51:25 | 显示全部楼层
祝贺!
发表于 2014-3-4 12:36:07 | 显示全部楼层
同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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