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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 刘亚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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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10 09:31: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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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亚楼
      
刘亚楼,历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第一师师长。1938年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本书通过对有关人物的14年采访,查阅大量原始档案,并参考老同志的回忆,展现了刘亚楼的传奇人生,展示了他的参谋之功、领军之才、治军之道及为人之诚。 

敢于对斯大林军事观点说的中国将军
 
1941年春,德军在征服北欧、西欧诸国后,开始加紧完成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 
这期间,正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亚楼和林彪等各国将领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组织的第三国际军事人员的有关活动,讨论德军届时进攻苏联首都莫斯科的主攻方向问题。很多国家的将军赞同苏军最高统帅部的看法,认为希特勒进攻莫斯科的路线,必定沿着南部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东进,以占领经济作物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河流域的煤矿、高加索的石油,借此切断苏联的经济命脉;再者,德军占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就可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刘亚楼认真研究了各种情况后认为,乌克兰、顿涅茨河流域这样一个农田、水网遍布,土质松软的经济作物地区,不可能是以机械化部队为主的德军选取的主要进军路线,希特勒将选择白俄罗斯作为进攻莫斯科的最佳线路,因为那里土壤坚固,至莫斯科距离最短,适合德军的摩托化部队的展开,这也符合希特勒一贯的闪电战作风。 
    刘亚楼的分析和看法,得到林彪的认同,通过第三国际传给苏军统帅部,但被束之高阁。 
1941年6月22日拂晓,希特勒在苏联边境西部一千多公里的宽大正面发起了蓄谋已久的苏德战争,以北方、中央、南方三个集团军群分别向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方向实施闪电式攻击。其中莫斯科一路集中了五十多个师和最精锐的坦克、摩托化部队,循白俄罗斯方向杀将过来。苏军因判断失误等原因而猝不及防,前线败绩纷呈。 
    敢于对斯大林军事观点说“不”的中国将军刘亚楼,从此在苏军上层挂上了号。这段经历更加深了林彪对刘亚楼的了解,认为刘亚楼不仅可做军政主官,还可做一名出色的参谋长。 

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让苏军高层刮目相看 

    9月底,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向莫斯科发起代号为“台风”的攻势。正当刘亚楼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员们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奔赴前线时,传来命令:中国同志集中莫斯科,暂住《消息报》报社对面的莫斯科旅馆,着手安排回国。 
    十多名中国军队干部由苏军少校乔尔诺夫护送,从莫斯科坐火车,然后倒汽车,一路向东奔驰。10月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准备从这里通过边界,然后通过党的交通站转回延安。不料,这条交通线已遭破坏,日伪军对边界封锁甚严,难以通过。 
    十几个人被困了一个多月后,经紧急联系,有关方面同意林彪坐飞机先行回国。他是国民革命军第一一五师师长,可以公开回去,其他人员不能暴露真实身份,只能另想办法。 
滞留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同志,先是住在苏联大使馆安排的馆舍。时间一长,供应发生困难,乔尔诺夫少校也无能为力了,要他们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自谋生路。于是,李天佑帮人养兔子,杨至成去一家农场干苦力,长征途中失去一条腿的钟赤兵到剧院当卖票人。刘亚楼和卢冬生因为俄语好,参加苏联红军当了参谋。 
    1942年夏天开始的斯大林格勒会战,是苏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刘亚楼参加了这次残酷的交战,他的苏联名字叫萨莎,军衔少校。 
    严寒很快降临,刘亚楼向苏军指挥部建议:德军没有过冬准备,冻死冻伤不少,战斗力日渐衰弱,为利用冬季大规模聚歼德军装甲机械化部队,苏军必须发挥适应严寒作战、具有快速机动作战能力的各兵种优势。首先出动战机掌握制空权,打击德军空中力量,掩护轰炸机扫平地面进攻的障碍,而后以装甲部队为先导,以西伯利亚骑兵和高加索滑雪部队快速跟进,实施陆、空协同作战。 
    接下来的几次战斗,证明了这种战法的切实可行。苏军高层对他刮目相看,多次动员他加入苏联国籍,但都被刘亚楼谢绝了。 
    1943年2月,持续6个多月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胜利结束。不久,经中共中央同意,苏军领导机关安排刘亚楼和卢冬生到苏联远东军区。1943年夏,刘亚楼来到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在军区机关见习,不久受命指导驻伯力郊区的第88步兵旅的工作。 
苏联远东方面军第88步兵旅又名抗联教导旅。1940年以后,东北抗日联军在日寇残酷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下,进入最艰苦的斗争阶段,部队锐减到一千人左右。1942年8月,抗联主力移到苏联远东边疆,改编为野营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副旅长,朝鲜人崔庸健(后曾任朝鲜国家副主席、委员长)任政委。当时,金日成任第一营(独立步兵营)大尉营长(后升少校)。 
    金日成不仅能讲流利的汉语,俄语也说得不错,作风稳健,刘亚楼和他自是惺惺相惜。 

受冤刑前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 

    1945年8月9日零时,苏联红军150万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东、西、北海陆空三个方向呈扇形同时进入中国东北,对日本驻中国东北关东军发起攻击。 
刘亚楼随苏军行动时,险些身首异处,死于不白之冤。 
    事情是这样的: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盘踞的“满洲”进攻,其中一路经虎林———佳木斯奔向哈尔滨、长春。苏军指挥所里,佩戴少校军衔的刘亚楼正紧张有序地工作着。 
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沉思。电话听筒里传来司令部参谋长维曼诺夫少将清晰的声音:我空军部队轰炸佳木斯外围日军控制的“407高地”的时间定为6时50分,地面部队据此相机进入,正式命令随即送到地面值班室,依命令通知各有关部队。 
    作战命令正式送到了。刘亚楼看看手表,时针指向两点。他拿起电话要通了空军及地面有关部队司令部,传达了维曼诺夫少将命令的内容并记下了对方接听电话的值班参谋姓名。 
7点钟,刘亚楼下岗,回住处不一会儿,几名苏军士兵突然闯进来,强行将他扭送到禁闭室关押。刘亚楼急问为什么,军务参谋马卡维奇上尉恼火地说:王松(刘亚楼在苏军的化名),你贻误军令,造成我军重大损失! 
    刘亚楼对此指责十分诧异。原来,进攻佳木斯外围据点的苏军地面部队进展顺利,先头分队于6时40分便占领了“407高地”。空军轰炸机6时50分准时将一颗颗炸弹倾泻在高地上。前线指挥员目睹了部队在自己飞机轰炸下血肉横飞的惨剧,恼怒万分,向上级指挥官告了状。上峰严令追查这起严重的失职事故。一查,当天值班参谋正好是王松。 
    马卡维奇上尉说,情况属实,上级已令将你就地枪决! 
    听完这话,刘亚楼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在苏联好不容易熬过了前后8个年头,如今已踏上祖国大地,正思为国效力,却要死于不白之冤。他思前想后,横下一条心,对马卡维奇说:我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派赴贵国的,请转告上级,容我在死前给家里写一封信,说一说我这些年在贵国的体会、见闻和经验,这样也对党组织有个交代。
    苏军同意了刘亚楼的请求,死刑得以延缓一天。 
    刘亚楼花了足足一天时间,写完这封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长信,末尾,工工整整地写上:忠于党的刘亚楼。他请马卡维奇在自己死后代为上呈转交给中共党组织。 
    就在这时,一道“刀下留人”的金牌从天而降:王松少校无罪释放,恢复原职。 
    原来,一位苏军军官经过核实,在报务员记录上找到了王松少校传达口令的内容和时间,白纸黑字,并无差错,王松少校对这场“失误”可以不负责任。这位苏军军官将实情向上禀报后,上级同意不加罪于王松少校,而将对方那位接听电话的值班参谋执行枪毙。 

罗荣桓荐将,刘亚楼出任东总参谋长
 
    刘亚楼所在苏军进驻佳木斯不久,便挥师南下,威逼哈尔滨。 
1946年五六月间,中苏两方的联络官王松少校被中国共产党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王松少校“提拔”之快,直让苏军同行瞠目结舌。刘亚楼不得不把自己的经历简要地告诉苏联伙伴们。于是,马上招来一通埋怨:原来萨莎(刘亚楼的苏联名字)十多年前就担任过中国红军的主力师长、政委,率部立下过很多战功,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 
    刘亚楼赶赴哈尔滨上任,林彪打破不出门迎人的常规,亲自“屈驾”相迎,握着刘亚楼的手,那平时难得一笑的脸上竟漾起了笑意。 
    刘亚楼就任东总参谋长是罗荣桓推荐、林彪首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 
    1946年2月,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因肾病发作,转到大连休养时,接见了还在苏军工作的刘亚楼。他认为现在开辟东北亟需能人,刘亚楼有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又喝过“洋墨水”,是个难得的将才,应回到我军工作。 
    经东北局与远东苏军当局交涉,苏方同意放回刘亚楼。1946年五六月间,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东北民主联军(后改为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29小时夺天津,毛泽东命名天津方式 
    东北野战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后,又发起了平津战役。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是天津战役确定的总攻时间。 
    10时整,平津战役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命令:总攻开始! 
    随着信号弹腾空,在天津外围密密麻麻布满四层的上千门各式火炮吼叫开来,从各个方向对预定目标轰击。 
    天津战役是东野入关第一仗,“林罗刘”要打出个样子来看看,刘亚楼决心以炮扬威,把各纵队火炮全都集中上来。林彪同意此方案,说:在关外我们说要省些弹药,就是要用到时候,打天津也是给北平看,让傅作义心里有个数。 
    15日凌晨时分,接到西集群部队和东集群部队会师金汤桥的捷报,刘亚楼显得特别兴奋,说:这是个关键,标志着已打通了天津市区的东西走廊,把敌人拦腰斩为南北两部分,他们再无法做有效的战术联系了,接下来,就要啃骨头了! 
    天津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考虑用3天时间解决天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在谈判桌上得知,略带嘲讽地对林彪、聂荣臻说:恕我直言,莫说3天,30天也未必!天津嘛,你们最好不要打。林彪说:我看也许用不了3天,你在这里休息休息,就可和陈长捷见面。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命令平津战役总前委书记林彪3天内攻下天津,林彪限定刘亚楼48个小时拿下,刘亚楼挺直腰板,豪气冲天地表示:要我说,30个小时就够了。 
    刘亚楼解释:辽沈战役攻打锦州,我们只用了31个小时。现在我有千门大炮,有坦克装甲部队,有34万钢铁战士,再加上我还有“秘密武器”,30个小时就可探囊取物! 
    林彪极其兴奋:那好噢,军中无戏言,立下军令状,我们就按30个小时上报军委! 
    信心十足的刘亚楼却狡黠地说:还是按3天上报,我满打满算,按30个小时使用就是! 
    15日下午3时,天津战役结束,歼俘敌将级军官以下13万人。活捉陈长捷时,他正手拿话筒向北京的傅作义汇报最后的军情:“他们来了……” 
    整个战役实际连30个小时都没用,29个小时就使天津沐浴在红旗的海洋里。除中纺七厂因守敌负隅顽抗而不得不予以摧毁外,全市大多数工厂、学校、街道等城市建筑和诸项设施,都保持完好,创造了城市攻坚战的奇迹。 
    毛泽东接到攻克天津的电报后,高兴地说:华北的问题解决了一大半。他电令刘亚楼用汽车送陈长捷到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见面。陈长捷对老上级邓宝珊说:快回北平告诉傅总司令,天津的滋味儿不好受,北平守不住,无论如何不要守了! 
天津攻克翌日,毛泽东电令“林罗刘”:如傅作义拒不和谈而致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 
    同日,林彪、罗荣桓具名给傅作义发函,声明到21日下午2时如拒绝起义,解放军将全面实行攻城。傅作义只好如期交出军队。汇聚了千百年伟大历史文物精华的古城北平不染战火,和平归来。 
    天津战役对中国的战局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毛泽东对此大加赞赏,“在整个平津战役中,天津战役对傅作义集团的最后解决具有决定性作用。”在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把刘亚楼和麾下将士在津门浴血奋战的经验命名为“天津方式”———在短时间内彻底消灭拒不投降的反动军队,从而又促成和产生了另两种有名的方式,使傅作义、董其武不得不以“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作出历史的交代。 
    20世纪50年代,总政组织编撰《星火燎原》丛书时,指名刘亚楼写回忆天津战役的文章。1964年3月,柬埔寨王国政府副首相、国防大臣、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兼总参谋长朗诺将军来华访问,提出想了解和学习平津战役,毛泽东亲自指定刘亚楼负责介绍。 

毛泽东踏雪视察空军司令部
 
    朝鲜战争爆发后,人民空军在短时间内连挫美军,无疑更坚定了毛泽东打赢这场现代化战争的信心。他对空军组建后的一系列工作甚表满意。 
    1952年2月14日,北京大雪初歇,红日悬空,毛泽东未打招呼,带着两大秘书胡乔木、叶子龙等人,突然踏雪来到空军司令部。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急急上前迎接。当毛泽东在刘亚楼陪同下,视察未经准备也来不及作表面准备的空军司令部、政治部时,看到的是令他满意的真相:空军军风整饰,秩序井然,严肃紧张,精神面貌焕发出勃勃生机。 
    毛泽东这天兴致很高,在作了不少由衷的褒奖后,和刘亚楼谈起朝鲜停战谈判可能出现达成协议的迹象,嘱示:朝鲜战争时间估计不会长了,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机进行实战锻炼,要十分重视实战锻炼对空军部队的意义,哪怕求得打几个空战也是好的。 
    刘亚楼认真听着,琢磨着。毛泽东对打赢朝鲜战争的决心和毅力,以及对空军的厚爱,在刘亚楼和空军将士心中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 
    2月15日,刘亚楼向军委送呈请示批准空军部队作战计划的报告,毛泽东当日批示:“刘亚楼同志,我同意这个计划,可即照此施行。” 
    1952年是美国大选年,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影响了板门店的谈判。四五月间,美方继续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制造障碍,妄图把中方被俘人员押解至台湾,并企图再次发动进攻,使谈判陷入僵局。志愿军总部为此决定以打促谈。5月底,刘亚楼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制定了“加打一番”的作战计划:轮番出动10个歼击航空兵师到朝鲜前线作战。 

激励聂凤智从陆军名将变为空军名将 

    此时,远东美国空军大量换装了性能明显优于米格-15的F-86和F-86E战斗机,而且在战术上也有变化,以所谓的“鱼饵”战术和“空中猎手”战术,压制封锁志愿军空军的作战机场,偷袭志愿军起飞着陆的飞机,作为争夺制空权的重要手段,以掩护其战斗轰炸机行动。 
战局不利,空战出现低潮,敌我飞机损失比由3∶1下降到接近1∶1。刘亚楼此时正在杭州养病,委托参谋长王秉璋前往安东调查空战失利的原因,帮助空联司一边研究、制定战术,一边整顿部队的作风纪律,尽快扭转被美国空军欺负的局面。 
    7月,根据刘亚楼轮换志愿军空联司指挥机关(即东北军区空军)的命令,华东空军司令员聂凤智走进了安东四道沟掩体指挥所,代理(后担任)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第二任司令员。此时,地面战斗暂时沉寂下来,但空战却打得更热闹。 
    9月,见习3个月的聂凤智正式独立指挥空战。聂凤智乃三野名将,岂料指挥第一场空战就吃了败仗。9月7日,空三师以团编队出动,截击轰炸水丰电厂的F-84。战斗结果,击落、击伤敌机五架,自己损、伤六架。有人还直言不讳地说聂凤智“瞎指挥”。 
    第一仗没打好,聂凤智本来心情就不好受,听了这些当面背后的议论,尤其是看到飞行员们一双双含怨蕴愤的眼睛,就更坐不住了。 
    刘亚楼从北京飞来了。聂凤智毫不掩饰地说:空战决心难下,打了一辈子仗,没遇到这么难下决心的仗。 
    刘亚楼静静地听着,给聂凤智提供了一次发泄的机会。聂凤智显然有点情绪,以至于忘了刘亚楼不允许部下当他面抽烟的不成文规矩,一支接一支地吸,一口一口地吐。 
    换了平日,刘亚楼早就发火了,但他这次却破天荒没有。聂凤智说完,他开口了:你在陆军打过不少胜仗,可空战和地面作战大不相同。空战要求指挥员在分秒之中洞察敌情,定下决心。陆军的指挥办法不能带到空中来,但可以从陆军的经验中找办法,结合群众智慧,变成空中指挥的依据,认真摸索,不断提高。 
    刘亚楼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没有离开过聂凤智:你刚来时,就说有压力,可纵有泰山压顶,你老聂也要扛住。平心而论,初次指挥这样规模的大空战,能和老美打个平分秋色,已经不错了,关键是注意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聂凤智听了不觉一震,浑身冒精气神儿。 
    调整心态后的聂凤智重振旗鼓,先从打小仗学起,以少数兵力突袭对方轰炸机群,五战五胜。指挥员和部队都打出了信心,仗越打越顺手。仅1952年12月,聂凤智就指挥大机群作战34次,击落敌机37架,己方仅损失12架。陆军名将完成了向空军名将的转换。 

为战斗英雄赵宝桐保媒 

    作为一名掌管几十万人马的大将军,刘亚楼不管有多少问题缠身,也不会失去与部队感情上的联系。他每年几乎都要用三分之一时间专门下部队视察。 
    1953年1月,空军后勤卫生部部长刘放检查志愿军空军参战部队卫生工作时,发现飞行员普遍存在程度不同的疲劳现象,具体表现为食欲不振、睡眠不好、体重减轻、体质下降等。刘亚楼十分焦急,马上召开空军党委会研究此事,指出:保护不好飞行员的身体,这是犯罪!他提议给所有航空兵部队的空勤处都配备营养师,在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地方增建疗养院。会议还决定:从今往后,飞行员每年疗养1个月;平均每天保持不少于30分钟的体育锻炼时间;坚持营养第一兼顾口味的原则,给每个空勤灶配备营养护士,讲究营养和卫生。 
    一次,刘亚楼下唐山视察部队,听到几名地面干部议论,不该把空勤人员的伙食标准定得这么高。刘亚楼说:飞行员吃得好,完全是工作需要,他们要驾驶飞机上天,没有那么多热量吃不消啊;他们不但三餐伙食要好,还要吃水果、巧克力,这样的钱要舍得花。他还说了飞行员上天三次要掉一公斤肉的事,见地面干部不理解,便灵机一动,半推半拉地把他们请到飞机上,让他们也坐飞机试试。这几名地面干部坐着飞机环绕机场几圈后,吐得一塌糊涂,下飞机后到处宣传:飞行员吃得再好,我们也没有意见啦! 
    刘亚楼和参谋长王秉璋共同作过计算,修一个机场相当于用一辆大卡车拉的黄金,培养一名飞行员需要相当于一名飞行员体重的黄金(60公斤)。他爱他的飞行员,常把王海、赵宝桐、张积慧、刘玉堤等空军战斗英雄的照片挂在办公室、镶在办公桌玻璃下。每有客来,他必一一介绍,如数家珍,称赞他们是军中之珍、国中之宝。有一年夏天,他在青岛疗养院看到几位飞行员走路去游泳,立即下令停车,亲自接送他们去浴场。 
    抗美援朝中的空三师战斗英雄赵宝桐,在接受《人民日报》女记者金凤的采访中,彼此产生了感情。有人风言风语,有的说赵宝桐真合算,采访出个女朋友,有的说当了英雄想找什么媳妇都行。赵宝桐在这说三道四中,止步不前了。 
    刘亚楼知道后,趁到空三师检查工作之际,特地和他作了交谈,说:金凤同志在上海读交大时,思想进步,加入了党组织,后转入清华大学,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没毕业就到报社做了记者。这样的同志,政治可靠,又真心实意地热爱志愿军空军战斗英雄,我看……哈哈。赵宝桐听了有点吃惊,连说司令员你怎么了解得这么详细啊。刘亚楼笑道:哈哈,我作过秘密调查,情况比你知道得还多。 
    赵宝桐感到司令员可以信赖,便拿出金凤寄给他的照片给他看。刘亚楼像相自家儿媳妇似的,接过照片看了又看,还翻过照片看反面,一行娟秀小字映入眼帘:“送给远方的桐,祝你身体好、学习好,永远和你在一起———金凤。” 
    刘亚楼递还照片,诚挚地说:别辜负了人家姑娘,谈下去吧。 
    赵宝桐大吐苦水:有些领导认为谈恋爱、交朋友影响飞行,影响战斗。 
    刘亚楼爽朗地说:哪来这么多影响,关键在自己嘛,何况谈恋爱还有促进作用嘛。 
    1953年空军召开英模代表大会时,金凤也刚好前来采访,她系了条洁白漂亮的围巾,更显娇美。刘亚楼看到她后,有意为她和赵宝桐“保媒”,在大大表扬一通赵宝桐的战斗事迹后,忽然大声问:赵宝桐同志,你和金凤同志谈得怎样了?赵宝桐没想到司令员会当众“撮合”,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刘亚楼却又笑指台下的金凤,对战斗英雄们说:这是《人民日报》的金凤同志,大家有什么事迹尽管对金凤同志讲,她可是我们自己家的记者。 
一时掌声潮起。金凤不禁羞红了脸。这年8月,赵宝桐和金凤喜结良缘。 

制订中国空军建设的兵法体系 

    1955年9月27日,共和国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隆重的授衔典礼,同时向元帅、将军颁发第一批勋章。刘亚楼成为首次授衔的55名上将之一。 
    开国之初,给数以万计的人民功臣“论功行赏”、评定军衔,谈何容易。 
    说到中央红军的主力王牌,红一军团红二师首当其冲。可恰恰红二师没出大将,而许多上将是当年刘亚楼的老部下。有人对红二师政委刘亚楼没入选大将表示遗憾,他淡然说: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已经够高了,战争年代多少同志连命都没了,我们能活下来,应该知足了。 
虽然中央和军委对刘亚楼非常信任,对空军的工作几乎有求必应,但刘亚楼却不妄自尊大,主动提醒空军指战员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能滥用中央和军委的信任,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军情、国情,绝不能在空军里搞特殊。 
    有一次,空军党委办公室草拟文件下发师以上部队机关,抬头写了“各军区空军、各军、各师,并报军委”字样。刘亚楼发现后严肃指出:这样写是对军委的不尊重,是妄自尊大的表现,今后空军下达的文件如需要报军委,必须专门另写报告,决不可原封不动地“并报军委”。 
    刘亚楼对中央领导人,一向尊敬。他在空军立了个规矩,凡是上送给中央首长的材料,一律要求抄写大字,每张十六开纸只写13行,每行15个字,字迹要清晰、工整。 
    毛泽东正式提出“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这一指示后,刘亚楼亲自挂帅,担任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组长。他说:“编写我军自己的条令、教令、教程和教材,是有关军队建设的百年大计,要下决心‘投资’,一定要下狠心,抽调最有能力的干部,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要抽下来,集中精力,利用两三年或三五年时间,把这项基本工程拿下来。” 
他多次坐镇杭州空军疗养院,召集多个编写小组,连楼都不下,专心致志于该项工作。从1960年至1965年,历经五个春秋,编写出条令教材306本,包括6个使用层次、4个业务系统、34种专业和业务,产生了一整套“以我为主”、具有中国特色的蓝皮“典范令”系列,不仅成为空军的兵法体系,还使空军部队、院校、机关各行业工作有章可循,教学有本可依,全面完成了空军的“重大基本建设”任务。后来担任空军副司令员的林虎中将无限深情地称:刘亚楼制定的很多东西,今天看仍然适用,一点也不过时。 
    毛泽东批评过刘亚楼,但更多的是表扬,在空军放手让他说了算,他对刘亚楼的信任基于两个字:放心。1957年11月,赴苏访问的刘亚楼和萧劲光联袂看望率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的毛泽东,毛泽东问道:萧劲光还晕船吗?刘亚楼还晕飞机吗?并风趣地当着众人的面说:空军司令晕机,海军司令晕船,这就是本人的干部政策! 

毛泽东:亚楼啊,我批准你做两套新衣服吧 

    勤俭建军是刘亚楼制定的空军建设的重要方针和优良传统。 
    1949年10月,在他提议下,空军专门就经费开支作了三条规定:一、时刻照顾到国家整个财政经济困难的情况,作预算、作计划宁小勿大;二、只开支为建设空军十分必要的款项,而一切可以不办或缓办的,都不办或者推迟;三、必须照顾到广大陆军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空军在物质生活方面一定不能突出。1952年2月14日,毛泽东驾临空军司令部。刘亚楼赶去迎接,当他举手敬礼时,毛泽东看到他穿的军服领口、袖口都补过,而且又快破了,就一面同他握手,一面关切地说:亚楼哇,你穿的衣服不要再补了,我批准你做两套新衣服吧。 
    刘亚楼连声谢绝:主席,我这套衣服,换个领子,袖口再重补一下,还可以再穿半年。 
    毛泽东点点头,以信赖的目光端视着刘亚楼:我们国家还很穷,经济还有待恢复,我们还要买苏联的飞机,要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人人都应注意节约。建设空军是很费钱的,我们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三年困难时期,一位到青岛疗养院的空军高级将领向疗养院要了几斤猪肉。疗养院的同志到刘亚楼那告状。刘亚楼立即找来这位将军,严厉批评道:你管这里要猪肉,想带回北京。这件事影响极坏,人家有反映! 
    这位将军不以为然:不就是几斤猪肉,也值得他们向司令员打报告,这不是小题大做吗? 
刘亚楼不悦地说:同志哥,你可别认为这是个不足挂齿的小事,可别小看了这几斤猪肉啊,难道非吃它不可吗?现在国家这么困难,毛主席、周总理、中央首长都和全国人民一样,节衣缩食,给全国人民做出了榜样,我们怎么能搞特殊? 
    看到对方坐在那里不吭气,刘亚楼缓和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说:你想过没有,这几斤猪肉会造成什么损失?你作为一个领导者,在几斤猪肉上如此斤斤计较,怎能带领群众渡过难关呢?!你也知道了,这几斤猪肉可闹得满城风雨,人家把状都告到我这来了,你说怎么办? 
对方有所震动:既然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不要就是了。 
     刘亚楼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说:你想得未免太简单了,猪肉可以退回,影响并不能挽回。我看,你应该既退回猪肉,也要挽回影响。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检讨! 
    这位将军想通了,做了深刻的检讨。 
    按刘亚楼行政四级待遇,他完全有资格配一辆“大红旗”。“大红旗”是当时国内出产的档次最高的汽车,在普通群众眼里,“大红旗”就是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象征。1959年,刘亚楼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后,国防部行政管理局准备给他换辆“大红旗”。刘亚楼得悉此情,专门指示空司办公室主任:现在的车子已经很好啦,没必要再换,在待遇问题上要低标准,一    升官就伸手要待遇,这是什么作风? 
    不久后,他到杭州开会去了。他的苏制吉姆车也进厂翻修了。 
    到刘亚楼快返京时,车子还未翻修好。办公室主任灵机一动:司令员的吉姆车既然送厂翻修了,找国防部管理局要那辆“大红旗”,也无可厚非。 
    刘亚楼从外地回来的那天,办公室主任美滋滋地坐上“大红旗”去机场接首长。 
    刘亚楼走出机舱,一眼就看到了停在机前的“大红旗”,发现车里坐着的是自己的老司机,马上沉下脸来:不出所料,你们果然给我要来了! 
    办公室主任连忙解释。刘亚楼根本不听解释:这个车是你要来的,请你自己坐回去!下午还要召开现场会,谁要的车谁做检讨! 
    说完,他坐上副司令员王秉璋的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发表于 2013-10-10 10:21:32 | 显示全部楼层
传奇英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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