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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强制结扎人流害苦了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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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21 10:09: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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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媒体爆出陕西镇坪县怀有7月身孕的冯建梅因交不起4万元罚款,竟被计生人员强行暴力引产的事件。人们又一次强烈感受到了计划生育强制人流、绝育的惨无人道。

长期以来,计生部门只津津乐道计划生育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对强制节育给国人造成的伤害则遮遮掩掩,或予以回避,或轻描淡写。计划生育捆绑人工流(引)产、强制结扎究竟让老百姓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

一、强制流产、绝育害苦了中国女性!

在中国,妇女是避孕节育的主力军,避孕手术85%以上是女性做的。然而,基层计生部门只管“上环、结扎、引流产”,对由此引发的妇女身体、心理和家庭生活方面的严重问题却很少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强力推行“一环二扎”,让女性深受其害,涉及人数与引发问题之多,影响之深,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一)强制上环:僵硬的政策让最仁慈的节育措施也有害

1980年代初至今,根据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凡是生过一个孩子的妇女,都必须上环(在女性体内安装宫内节育器——“避孕环”用以避孕)。上环原本是相对安全可靠的长效避孕措施,但在强制安装的情况下,由于政策僵硬、手术粗糙、卫生条件差等原因,上环严重损害了一些妇女的身心健康。

1、 上环时间过长,甚至跟肉长到了一起

有些地方的计生条例规定,农村妇女生育一胎后,必须上环直到50岁,而且严格规定未经批准不许私自取出,还要定期检查。部分妇女由于节育环在体内放置时间太长,大大超出了节育环的使用期,很容易跟肉长在一起,即使到了50岁也无法取出。在许多农村地区根本没有人通知那些上环者,很多人到60岁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取环了。(孔星星《成就背后的代价——农村妇女节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生存样态研究》)

2、由于体质或手术条件差等原因导致后遗症,危害身体健康

据南京大学孔星星针对山东省某市的调查发现,由于不顾妇女体制强行上环,或者上环手术卫生条件差等原因,部分妇女在上环后出现了腹痛、不孕等后遗症,严重损害了妇女的身体健康:

妇女A,今年34岁,自生育一孩做完上环手术后,小腹部总是时常疼痛,当去计生部门复查时,负责手术的同志告诉她,这是正常反应,过一段时间就会恢复正常,现在已经过了四五年,还是时好时坏。又不敢私自将环取出,因为村里每三个月就进行一次环情与孕情的检查,如果节育环不见了,还要加倍罚款,并且自己付费安第二个,所以A就一直这样拖着,把希望寄托到将来49岁过后,能将环取出,恢复正常。实在痛的厉害就去村里的诊所打点消炎针。(孔星星《成就背后的代价——农村妇女节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生存样态研究》)

加拿大学者宝森在云南禄村调查时,当地妇女在谈及上环时也很无奈:

“一位有三个儿子、经历过无数次小产和流产的妇女说:当计划生育开始的时候是有药可吃的,但吃药不很合适,你可能会不停地流血。所以,我不敢吃了,戴了环。放环20多天之后,我的月经就来了,流了八天血。他们第三次给我放了,环真的是很差。到38岁我最终做绝育之前我走了那么多弯路。”(宝森《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P312-356)

3、有人为私自拿出“避孕环”付出了惨痛代价

在被计生办强制上环之后,有些人为了能够继续生孩子,想方设法想把它拿出来,一般的是出点钱找个产婆将其取出,比如黄树民教授在福建省林村调查时,村委书记告诉他:“就算装了子宫环,还可能会找一个没有执照的产婆,把它拿出来。我听说这一带有个产婆,定期到我们村里来帮人取出子官环,每次收10元人民币。”(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P202)

但也有因为采取愚昧的方式私自取环而让女性付出惨痛代价的,比如1988年5月我国南方某村民“想动员妻子再给他生个男孩,可是妻子子宫里‘躺’着个金属环,公家不给取,自己又摘不下来。怎么办?丈夫三打听两打听,不知从哪打听出个损招,用丁烷贮气管炸……结果金属环安然无恙,倒把妻子的盆腔和腹腔炸穿,阴道撕裂,妻子伤势惨重,休克了过去。紧急抢救。医院给他妻子输了3800毫升血,才保住了性命。接着是阴道修补术,子宫切除术。”(《中国生育秘闻录》P91)

(二)强制结扎:最害人的“长效措施”

上环虽然有后遗症,但对女性身体的损害还并不算大。最为计生部门所推崇的“长效措施”是结扎手术(指输卵管结扎手术),因为这种方式对计划生育管理来说基本上是一劳永逸的,但其后遗症之多,对女性身心健康损害之严重,实在让人触目惊心。

1、 手术环境差、医生素质低导致被结扎人群后遗症多发

中国大多数的结扎手术几乎都是计生部门“上门服务”或“集中手术”,以“运动”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大量强制进行,根本不考虑妇女的身体状况,也无法保证手术环境,更不要说手术质量了。当时的结扎手术普遍是在两种情况下做的:

一是通过发动所有计生人员突击下村检查,逐户清查,将未落实节育措施的对象集中到村委会或学校等地实施手术。张瑞昌的研究表明,上个世纪80年代以集体会战形式进行的输卵管结扎手术占了总手术量的90%(张瑞昌,1994.《吉林地区节育手术后遗症调查分析》,《中国妇幼保健》第2期)。而湖南省临沣计生委服务站对1983年以前的计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的调查也表明,有90%的后遗症患者是在村组临时搭棚做手术的。有一个村在社员家里一天给13个妇女做了结扎手术,术后有8个因刀白严重感染而住院(祝海明《计划生育节育手术后遗症防治初探》,《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杂志》1996年第8期。)。

二是通过计划生育巡逻车,将锁定目标的个别“反抗分子”强行拉到计划生育服务站,不分青红皂白,不容节育对象有任何的质疑,一切等到节育手术之后再说。虽然计生部门宣传说“整个手术时间约20分钟,术后休息1小时‘即可回家’,两天后即可‘照常工作’”,并信誓旦旦地说“对身体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孔星星《成就背后的代价——农村妇女节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生存样态研究》)但由于大多数基层计生服务站医疗条件所限、设备简陋、技术与卫生条件不达标,导致手术后遗症比比皆是。

同时,2007年的调查显示,当时中国15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中,有5万人不具备医学执业资质。1980-1990年代合格人数则更少,而强制结扎手术数量极大,可以肯定,那时大部分强制结扎手术是由没有行医资格的人做的(《三分之一计生技术服务人员不具备医学执业资质》)。这就更导致手术后遗症大量增加。

2、 结扎后遗症给妇女生活带来极为严重的伤害

由于上述原因,即便不考虑结扎手术失败对妇女身体带来的直接损害,仅仅是结扎后遗症对很多妇女的生活几乎带来了毁灭性影响。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身体伤害,多数后遗症患者长期忍受后遗症痛折磨,不仅干不了重活,连基本的自我照料都存在困难;二是精神伤害,由于长期经受病痛折磨,神情颓废、无望、或招致家人嫌弃;三是经济负担,多数后遗症患者需长期服用消炎药,成为家庭一项重大开支,拖跨整个家庭。(孔星星《成就背后的代价——农村妇女节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生存样态研究》)孔星星针对山东省某市两个村子的调查现实,这样的病例非常普遍:

妇女1,生育两个孩子后,1986年10月被强制在村临时搭建的卫生棚实施结扎术时伤及膀光并发尿漏症,久治无效,腹痛频繁,躁气不绝,多年丧失劳动能力和性生活能力,神情低迷,家境贫寒,多次向镇计生部门反映未果,只能靠当地民政局给予少量救助维持生活。原因是她只记得当时手术的医生姓姜,其它一概不知,也无任何证据手续证明自己是因结扎手术引起的后遗症,只能自认倒霉。

妇女2,1985年4月生第一胎(男孩)后,先是做了上环手术,后因村里要求给孩子报独生子女,同年12月在镇计划生育服务站取环并结扎,后长期腹痛,1992年确诊认为取环致子宫穿孔,结扎引起肠粘连,1993年鉴定为节育手术后遗症二等,并以一次性签订协议给予补偿2万元了结。后多年治疗花费近十万元未愈,丧失劳动能力和性生活能力,招致丈夫离弃,并因长年服药与治疗致贫。

妇女3,1987年6月在妇检过程中被强行流产后并实施结扎手术,并发慢性盆腔炎、腹壁屡管、神经官能症,20多年来先后手术3次,结扎刀口多年未愈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做家务也是有心无力。

妇女4,在合法生育第二个孩子后,于1985年9月施行输卵管结扎手术。她在结扎时刚满27周岁,是本村出了名的精明能干的劳动力;结扎后,小腹疼痛,直不起腰来,1987年病情加重,劳动能力受到很大影响。近十多年来,她对收麦子、种玉米等重体力劳动基本不能胜任,只能做一些轻微农活,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累赘,并遭到家人的嫌弃,配偶于2000年打工出走,一去不回,每到农忙季节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妇女5,据家人陈述,今年46岁,自幼体弱多病,1989生育一双胞女儿……一天夜里,一群人潜入她家,从被窝将其强行拉走,第二天对关押一夜的她施行女性输卵管结扎手术,术后两天三夜昏迷不醒,第三天醒来即患上精神病,成了“疯子”,成天只吃不做,漫无目的地游荡,至今两个孩子由婆婆抚养,结扎后生病20多年花费无数。

据查,这两个村子类似的病例就有25个。同样的事情远不止这两个村子有,也远不止山东有,其他地方也不少,仅被媒体报道出来的此类事件就数不胜数:

1988年4月,曾小红经过江西省宁都县长胜镇人民政府下设的计划生育办公室“安排”到长胜中心卫生院做结扎手术。术后出现后遗症,术后至今18年不能治愈,曾小红不能正常的生产、生活【详细】 。

有一个40 多岁的农妇,她早年节扎了,之后每月经期都疼痛难忍,上医院也查不出什么原因,忍受了15 年的痛苦之后才动手术把卵巢摘了。(易文彬《诱致性节育:农村计生新政策》)

2003年11月26日,家住该区金华乡赵堂村的青年妇女刘云玲,为“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经检查无结扎禁忌症,遂在指定的区计生指导站做了“双侧输卵管结扎术”,术后当日回家休养。三天后,她感觉腰痛、腹胀并有呕吐、血压下降等症状出现。经与指导站联系后,于2003年11月29日入住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急性弥慢性腹膜炎,空腔脏器穿孔,麻痹性肠梗阻,感染性休克”。当日施行剖腹探查术,术中见腹盆腔大量粪便性积液,且腹腔内大量脓水,距回盲部30厘米处有回肠系膜侧直径1.5厘米破裂孔,手术室内满屋臭气。医院当即给予腹盆腔冲洗,破裂处修补处置,术中出现了中毒性休克……刘云玲结扎后落下一身的病,后来仅获赔3.5万元【详细】 。

河南某乡村民男主人张氏,38 岁,其妻长其一岁,但看上去像他的老娘。生有三子……生了第三胎后,老婆被乡里抓去做了绝育手续,从此不能上班(原在肥乡县化肥厂工作),更不能下地干重活。”我问:“是否绝育手术出了问题?”他说:“那时乡卫生院设备差,医生又不负责任,做绝育手术后出毛病的,俺村里还有好几个呢。”(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P410)

如此严重的后遗症,无论对患者自己,还是对其家庭,都是一场灾难,而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正是计划生育强制结扎。正是出于对这种后遗症的恐惧,不断有人抵制结扎手术,甚至有双独家庭宁愿不要二胎,也不愿意做结扎:

“我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完全符合生育二胎的标准,已经生育一个孩子……但谁也不敢去领‘二胎准生证’,因为我们这里有个规定,只要生育二胎的,夫妻双方必有一人去结扎,我们俩都害怕结扎。因为我父亲30年前做了结扎手术,得了神经官能症,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大小医院都跑遍了,钱花了不少,至今仍多病缠身,无人问津,身心受到伤害。邻居一大妈当年强制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后,至今仍是个半疯半癫之人。工作中也听说了很多正常人做了结扎手术后,出现一系列的后遗症,想想就害怕,自己才30出头,所以坚决不做结扎手术,万一出现后遗症,这一辈子就完了。”(孔星星《成就背后的代价——农村妇女节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生存样态研究》)

(三)引产流产:最要命的“补救措施”

要说对妇女身体伤害最大的,必然是计划生育中强制引产流产。在严格执行“一胎”政策的过程中,凡是“计划”外的孕妇,或者上环、结扎手术失败而导致怀孕的妇女,计生部门一定会毫不留情地对其实施补救措施——主要是人流和引产。有时候孩子过几天就要出生了,但还是被无情地打掉了。在每年的计生办的工作报表中,都会有“补救措施”实施了多少的统计报告。(贺俊春《中国农村计划生育研究》)

无论是身体、精神还是感情方面,引产流产对妇女的打击都是最大的。这也是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最没有人性的措施。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对妇女身心的直接伤害

近日舆论广泛关注的陕西安康孕妇引产一事的冯建梅就是强制引产的受害者,翻翻计划生育的“功绩谱”就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几乎就没有断过:

2009年6月12日山东聊城市冠县一高龄孕妇怀胎九个月,因是计划外怀孕,被数十位计生办干部强行引产,导致母子双亡(尚淑娴《从中国文化审视我国的计划生育——以山东冠县计生办野蛮执法强制流产致九月孕妇母子双亡为例》)。

2009年2 月26 日湖南浏阳市的少女刘丹被镇计生办拉到市计生服务站强制注射引产针,第二天下午流血不止,抢救无效死亡。

2009年广西博白县整治计划生育活动中,全县28个乡镇刮起的计生风暴,从2月上旬至4月26日短短两个月内,全县成功迫使堕胎、结扎、放环为3964人,平均每日强制堕胎48人(孔星星《成就背后的代价——农村妇女节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生存样态研究》)。

2002年元月31日,郑州市居民王海霞被人带到封丘县城关乡计划生育指导所,强迫其做了药物流产……药物流产只适用于停经49天以内的妇女,而王海霞已怀孕近3个月,做药物流产很可能不彻底,而且副作用很大。王海霞非常害怕,赶紧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胎盘组织有残留,必须做清宫手术。春节过后,王海霞在郑州市某医院做了清宫手术,住院一周。由于身体恢复得不好,她一直有妇科炎症,看病、吃药又是一年多。【详细】

……

2、杀死胎儿和活体娩出婴儿,令人发指

如果说上环和结扎防止妇女怀孕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强制流产和引产则是直接残害生命。用药物直接杀死胎儿,不知每年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出生,就被计生干部送回了另一个世界。更让人发指的是,即便引产出来的婴儿还活着,他们也没有幸运多少,刚出生被毫无人性的计生人员以及医护人员活活折磨致死,只因为他们没有降生到这个国家的通行证——准生证。如此血腥的场面在计划生育中也是屡见不鲜:

今年3月份是,网曝山东临沂磨山镇一怀胎9月的孕妇被计生委干部强制打针流产,孩子生下来哭了几声,然后凄然死去【详细】 。

宁波市鄞州区某街道的陈女士,十年前在宁海第一医院住院生产(1999 年4月5 日),产下“死胎”从此不育。此后10年间她求医问药只想要个孩子。2009年7月24日陈女士从宁海第一医院找到她十年前病例。病历显示:“分娩一成熟男活婴(无准生证,县×××陈××来院不准新生儿存活)故未予清理呼吸道分泌物处理,2 分钟后新生儿死亡。”【详细】。

以上两件事还只是被新闻媒体曝光核实的直接杀婴事件,私下里到底有多少婴儿被计生与医护人员杀死,恐怕很难知晓。强制引产、流产,不仅让孕妇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失去了对自己胎儿的所有权,甚至连出生儿女的生命权都完全丧失,此间悲痛,恐怕只有当事者能真正明白。

(四)全国到底有多少女性成为受害者?

“四术”给中国女性带来了多大的伤害,从上述介绍中仅可窥见冰山一角。那么,全国到底有多少妇女成为强制上环、强制结扎、强制引产流产的牺牲品呢?

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显示,1980年到2009年,共有妇女上环2.86亿次,有近妇女输卵管结扎手术0.99亿次,人工引流产2.75亿例【详细】。当然,不排除这中间有大量自愿进行“四术”的妇女,特别是人工引流产中。但是可以说,在强力推行“一胎”制度的计划生育背景下,绝大多数手术都是在计生部门的强制下进行的。

即使按照最理想状态下的节育手术,这些节育手术中哪怕只有1%的后遗症发生率,那就有661万名妇女背负着一生的痛苦,何况官方的数据都远远不止1%。而由于此类后遗症属于隐私疾病,后遗症的鉴定和统计部门又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计生部门,实际发病率恐怕远不止如此官方统计的那么低。据孔星星对山东某市的调查显示,根据2005年该市人口计生系统初步摸底,农村妇女节育手术后遗症发生率为1.22%,而在对该市两个村子的实际调查中发现,明显的后遗症患者分别占节育妇女人数的7%与9%(孔星星《成就背后的代价——农村妇女节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生存样态研究》)。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于1995年7—8月份在全国10个省12个村对300名育龄妇女的随机调查,由于计划生育措施失当带来健康损害的比例达10%左右,其中大多是因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不过硬带来后遗症所导致的。(《震荡中的变迁 ——中国社会年报(1999年版)》P114)如此高的比例,放在全国,该有多少妇女成为受害者?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尽管学界承认节育手术后遗症的存在以及在农村表现更为明显(朱楚珠、李树茁,《计划生育对中国妇女的双面影响》,1997年西安交通大学出版),但在压倒一切的“国策”面前,学界对此或避而不谈,或遮遮掩掩,更有甚者屈从于政治和政府眼前的政策需要。时至今日,“四术”后遗症(后遗症)发生率到底多少,一直是个谜,到底有多少妇女和家庭成为受害者,也是个谜。

(五)面对“国策”,她们只能默默忍受煎熬

面对计划生育这一刚性的政治路线,忍受节育手术后遗症痛苦的妇女处境如何呢?她们中间的绝多数人选择了默默承受,即便有人想维权,不但要受到计生干部的威逼,而且面对国策法院支持其维权行为的可能性也不大,胜诉极少。

首先,绝大多数人都是自己买点消炎药吃、或者去当地小医院打点消炎针,不怎么疼时就不管它,如果不怎么严重谁也不愿意告诉其他人,毕竟是隐私,总是觉得说不出口:

某妇女甲,今年56岁,“当初政府要我做手术,干部一天上几次门,并且承诺出现后遗症政府包养终身;如今节育手术做完了,留下后遗症生不如死,干部见了面都躲着走,向政府要点钱治病,就像叫花子讨饭一样难,自己也不愿意再去丢那个人,有时觉得委屈,就一个人偷偷躲起来哭,哭完心理就不委屈了,继续忍受,活到哪天是哪天。” (孔星星《成就背后的代价——农村妇女节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生存样态研究》)

其次,有部分后遗症患者因为想维权而时常受到当地计生干部的威胁和利诱,面对强势的权力部门,她们没有办法,只能选择沉默。

某妇女乙,本已采用上环节育措施……后在村妇联主任的哄骗下来到“镇计生部门专门制定的卫生院”做了“完全取环”并结扎绝育手术.此后经常感到小腹莫名的疼痛……肚子却鼓得越来越大,并且无法进行房事。在当时闭塞的农村,妇女身上的隐私之痛羞于说出口,也得不到丈夫的理解……后来到市里大医院去一检查……结果自己子宫里居然有一个长达15公分的钢丝T形避孕环。在避孕环的长期影响下,一个足球大小的血瘤把避孕环紧紧地包裹在里面,老实巴交乙的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因为十年前自己被告知已经“完全取环”术。后又到省院检查,原来是她当时取环结扎手术时,负责手术的医生没有将避孕环完全取出来……巨大的血瘤长期压迫子宫和卵巢,已使两个器官严重坏死,失去功能,医生取出避孕环血瘤的同时,无奈地将乙的子宫和卵巢一并切除。遭受到巨大伤害的乙,一怒将镇计生办、和当时主刀医生告上法庭。2005年5月11日,当天案件进行开庭审理前,乙一家人竞遭受黑社会势力的威胁与恐吓,这些人扬言如不撤诉,就要把她的两个孩子“搞掉”。出庭的法官也以鄙视的态度用冷血的话语“调解”原告:“你一个农民既不懂法律,又没有钱打官司,吃亏是肯定的,自认倒霉吧,为了你全家人好,趁早撤诉,放弃算了。” ……一想到孩子还小,婆婆和丈夫苦苦哀求乙为孩子不要告了,同时乙自己也感觉担惊害怕,怕得再也不敢进法院大门了。

妇女丙,1998年9月,丙在生育两个女孩后施行绝育手术。一天丙在田间干活,便在村妇联主任的安排下替外逃弟媳到村委会应付上级秋季检查“计划外怀孕”整治活动。没想到负责检查的计生干部仅仅凭其腹部稍微隆起,就判定丙再次怀孕,即刻被拉上计生巡逻车带到镇计生服务站施行“刮宫术”。术后一肚子委屈的丙出现例假不停,后来甚至绝经,伴随腹部隐痛,又不知道该向何人诉说,疼得厉害就躺下睡觉。直到2003年7月30日下午,丙肚子突然疼得厉害,再也忍受不了疼痛,由其丈夫带往镇卫生院求诊。医生诊断的结果是:子宫内肌瘤、内膜炎膜、轻度贫血……后又去市人民医院,被医生确诊为“左侧卵巢坏死,子宫肌瘤”。医生建议摘除卵巢并切除部分子宫。同年8月23日,实施手术后丙出了院。丙找计划生育服务站索赔,由于“刮宫术”档案记录的是弟媳的名字,服务站拒绝赔偿,回到村里找妇联主任作证,妇联主任也断然拒绝,丙月告到法院,法院也并没有维护丙的权益。(孔星星《成就背后的代价——农村妇女节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生存样态研究》)

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幸运者得到了法律的支持:

妇女丁,1997年3月丁经过镇人民政府“安排”,要求立即落实绝育手术,丁以身体不适合为由拒绝采用偷卵管结扎术,但镇政府要求其缴纳手术费和化验费24元,并把丁带去计划生育指导站经化验证实可以实施绝育手术,当天即实行输卵管结扎手术。术后丁出现创口大出血,经主治医生处理后仍然渗血不止,创口大面积感染,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第三天转院到市中心医院救治,经市中心医院多位专家诊断,对丁进行剖腹探查,发现右侧卵巢破裂裂口达2.5厘米,伴有浆膜撕裂4公分,由于体内长时间淤积大量血浓水,并发感染重度中毒,医生先后实施腹盆腔冲洗术、修补术治疗,共住院216天,至今没有痊愈。……1999年6月,丁将镇人民政府和镇计生指导站告上法庭……2000年4月,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镇计生服务站赔偿原告丁各项损失5万余元。此时丁经历两年磨难已患上癔症性精神障碍,但与众多的不幸者相比,丁可以说是一位“幸运者”。此事件也掀起了本市第一件因计划生育后遗症受理的第一案。(孔星星《成就背后的代价——农村妇女节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生存样态研究》)

(六)政府为何不推广避孕套、口服避孕药等比较安全的措施呢?

那么,政府为何不像台湾那样推广避孕套、口服避孕药等更加安全的避孕措施【详细】呢?黄树民教授在福建省林村调查时就此问题问过村委书记,村委书记是这样回答的:

“政府根本不相信农民会主动采用避孕的装置,这就像叫狼去看羊一样。农民想尽办法,就是要多生一个。就算装了子宫环,还可能会找一个没有执照的产婆,把它拿出来。所以我们队上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把所有的妇女集合起来,检查她们的子宫环是否仍在原位。当然做输卵管结扎手术是最一劳永逸的作法……输卵管一经结扎便很难复原,所以妇女便难以再度受孕。”(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P202-203)

二、男性结扎:没有宣传的那么好!

不仅女性是强制绝育流产的受害者,男性也同样不可幸免。

(一)不负责任的宣传:男性结扎好处多

为了让更多的男性进行输精管结扎的绝育手术,计划生育宣传时不遗余力地宣传男性结扎多么多么可靠有效,多么多么安全,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1、官方宣传:男性结扎好处多

为了替男性结扎做宣传,很多媒体和专家都纷纷发言大谈男性结扎的好处。如人民网发表文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胡小鹏的文章称“男性结扎不影响射精快感,随时可重新接合”,甚至更夸张地说“临床上常有男性反馈,结扎使他们心态更放松,在性生活中获得的快感更强烈了。”【详细】

那计生干部又是怎么说的呢?国家计生委生殖健康中心主任陈振文说:“男性结扎会影响性能力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从生理上说,结扎后淤积的精子可以通过人体自行吸收,从心理上说,结扎后的男性不用担心使女性怀孕,更不会影响性能力。” 广州市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吴伟雄说:“根据多年来的数据显示,这几种后遗症的发生率都很低,比如痛性结节,只有0.47%的发生率,附睾淤积症也只有0.63%—1.5%的发生率。”

然而男性结扎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吗?当然不是!

2、丘勇超:医学杂志上有数据披露,30%到40%的结扎病人性功能会受影响

为了鼓励男性参与节育,国际计生部门一直都推广这项节育手术。但据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男科副主任医师丘勇超说:“在临床上,他确实碰到不少结扎后的男子出现性功能障碍问题,这类病人占了5%左右。医学杂志上有数据披露,30%到40%的结扎病人性功能会受影响,主要是因为精液出不来,导致附睾和输精管囊肿,即使病人后期能自己吸收精液,性能力也会受影响。而男性被强行进行结扎手术,导致心理上存在障碍,引起勃起功能障碍的也大有人在。因此,他明确表示,输精管结扎并不宜推广。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科主任魏鸿蔼也指出,在他的病人中有20%-30%结扎后会出现痛性结节,这些病人由于泻精时出现疼痛感而影响正常的性生活。【详细】

血肿和伤口感染作为输精管切除术后最常见的近期后遗症,发病率尚无确切结论,有的说低于1%和2%,但有的也说高至4%和6%。但可以证实的是,输精管切除术手术后近期(2 年内)输精管切除男子罹患泌尿生殖道感染或炎症的风险是未切除男子的1.5~2.5 倍(刘小章《输精管绝育术后后遗症与远期安全性》)。

(二)绝育手术让有些男性失去性福和劳动能力

统计表明,全世界6200多万例男性绝育手术中,中国占3200万例,但这3200万例结扎的男性当中,占95%都是被强制结扎的。由于传统观念和保存家庭劳力等原因,男性的结扎人数要远远低于女性,但被结扎男性身心所受的折磨却一点也不少,比如:

从重庆来深圳的打工者黎邦华于2005 年5月被居委会被强迫结扎留病根,丢饭碗失性福,甚至工作都不能做了(《男子被"强迫"结扎留病根丢饭碗失“性福”》2007年12 月24 日)。

清涧县石咀驿枣林子沟村村民吴宏业1973年8月20日做了结扎手术后,他感觉腰部疼痛且浑身乏力,小腹一直伴有疼痛。1978年,清涧县医院对吴宏业的诊断结果是“扎管后神经管能症”。老吴说,结扎手术后,他就基本不能做重活,后曾经营过一个小卖部,辗转到现在,他只能蜷缩在榆林城区的一个角落里,和妻子一起以收破烂为生。(《榆林晚报》2012年5月14日)

类似的事件也是不胜枚举,当然,同女性的后遗症一样,男性有多少人结扎后出现后遗症,也是计生部门的禁区,数据同样是个谜。

三、强制执行让害人的政策大行其道

为了推行天怒人怨的强制节育,计生部门协同政府想尽办法对老百姓进行围追堵截,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贯彻“计划生育国策”,政府主要采用的强制手段有:

(一)政府:投入巨额人力物力,实行“一票否决制”

政府为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投入了巨额人力物力,仅人力一项,据报道,“截至2005年底,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共有工作人员5087万。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务员有1048万人。此外,全国还有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干部1142万人,兼职干部5727万人……”【详细】如此庞大的利益相关集团,也正是阻碍“放开二胎”民意呼唤的最大阻力。

在管理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计划生育要由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并实行“一票否决制”,即地方官无论其他方面表现多么优秀,只要当地出生人口数量超标,就会受处罚,处罚包括扣发工资、奖金和福利,威胁免职和降职,断绝晋升之路。这套办法极具效力,逼迫党政干部为完成计划生育目标不得不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方便管理,有些实现计生办竟荒唐到直接向各乡镇下达人流指标,曹锦清在河南调研时就听村支书说到了这种事情:“从1992年开始,市、县计生办还制定一项新的规定:各村每年按全部育龄妇女(从新婚到49岁)的2%比例,送到县卫生院进行流产。这个指标定得莫名其妙。各村超计划怀孕的人数各不相同,同村各年超计划怀孕的人数也不一样。按这个指标,我村每年得送2名孕妇去做流产手术。前年,我村只有一名妇女超计划怀孕,按指标还缺一名,结果只得到邻村去‘借’,实际上是出钱去‘买’的。去年我村没有超计划怀孕的,听说县卫生院有专门出售‘流产证明’的,每份证明一七八百元。我们只得花钱买了两张‘证明’。为了完成这一指标,看来我们还得每年安排两名妇女超计划怀孕了,你说荒唐不荒唐。”(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P389)

(二)制定与节育手术配套政策法规

如河南省2000年《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生育1 个子女的育龄妇女应上宫内节育器;生育2 个或2 个以上子女的育龄人员一方应采取绝育措施。不论何种原因,凡计划外怀孕的都必须采取补救措施,中止妊娠。

广西、广东、山东、河北等省都有相同规定,全国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几乎都一样。

而相对于地方法律法规对强制节育赤裸裸的支持,中央的法律和文件则显得非常羞涩:1995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出台 “七个不准”限制乱打人乱罚款等违法乱纪行为,但对于强制堕胎、强制绝育、强制上环完全装聋作哑。2002年9月1日实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同样只字不提。

地方条文为强制节育提供了法律依据,也让普通民众的反抗失去了合法性,而中央法律漏洞又为地方计生部门为所欲为大开了方便之门。

(三)暴力执法:抓人打人、抢东西、牵牛扒房,株连亲属和邻居等

据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中描述,河南某村民曾对他说:

“这些保甲长(他把乡村千部称为‘保甲长’与‘保丁’),对付农民的土办法可多着呢,超生交不出罚款,他们就带着人来搬粮食、牵牛羊,甚至破门拆屋。如今又发明出“亲邻连保”的办法,沿街百米之内,或一石之内(向外扔一石,以该石下落处为半径的范围之内),若有一户超生,其余各户皆受株连,替他分担超生罚款。去年,乡村干部在乡派出所武装人员的保护下进入该村,推行连保土政策,引起群情激愤,乡亲们说:‘共产党说“儿子犯法,父不抵罪”,为什么他家超生,我们也受株连,天理王法何在!?’那次,乡村干部只把超生户家的粮食、牛羊、家具搬走,并未进入邻家,才没有冲突起来。”(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P66)

同样的事情在全国各地普遍发生,黄树民在福建省林村看到:

“一听到工作队要来,就有几个怀了孕的妇女闻风而逃。她们大多躲回位十其他县的娘家去了,还有几家把怀孕的妇女藏在床底下,大门锁起来,装作没人在家的样子。可是工作队照样破门而入。要是在里面找到了妇女,便带出去做怀孕测试。要是测试结果是阳性反应,就送到公社的医院做堕胎手术。要是整家都逃得一个也不剩,工作队便取走家中值钱的用品,像是电视机、缝纫机或是脚踏车,带回镇上的总部。然后再放话给屋主,如果这家的人未能于三日内亲自到镇上去领回这些东西,便将它充公。要是这一家穷得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拿,就卸下他们家的门窗作为担保品。(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P203)

2008年4 月,苍山县姚成志的弟弟姚成军一家,因超生躲到外地打工。姚成志因牵连被罚款,其妻子喝药自杀〔《苍山超生“黑孩”》记者李秀江《小康》2008 年5 期〕。

2010年广东省普宁市官员以‘节育学习班’的名义拘留了1300多名超生夫妇的亲属,而这些亲属多为老人,据说只有当超生夫妇做了绝育手术后,他们才会被释放。(孔星星《成就背后的代价——农村妇女节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生存样态研究》)

(四)抓人顶替以便完成引产流产任务

为了完成上边安排下来的计划生育指标,有些乡镇甚至采用随便抓人顶替的方式,很多人无辜受害:

2004 年3 月16 日,河南省伊川县的韩丽走在大街上被抓去做了引产顶替别人的指标。(孔星星《成就背后的代价——农村妇女节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生存样态研究》)

2004 年3月下旬,河南宜阳某乡计生办对××村分了两个妇女引产任务,计生办找到村长,村长说:“俺村告状人多,最好别在我村搞,若因此引发上访,工作不好办。”乡计生办说:“你村小煤矿外地打工人多,抓两个顶替完事,但你村5 户对象,每户掏500元费用,共掏2500 元了事。”〔《宜阳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变异样本》欧阳斌凤凰周刊总158 期〕

(五)不计代价跨省给孕妇做流(引)产

湖南省桃源县热市镇落实计外孕补救措施不惜代价:该镇重点监控政策外孕情,做到及时发现及时补救,不论对象身在何处,一经发现不惜一切代价落实到位。2007年5 月9日,该镇党委政府根据确切信息,得知该镇菖蒲村、九龙村、凤鸣村各1名计外孕妇分别流动到广州等地后,立即决定拨出专项经费,不惜代价前往广州等地落实补救措施【详细】。

此外,还有高额收费、断水断电等强制措施被计生干部广泛运用,正是这些层出不穷的措施罗织起了计划生育的大网,让普通百姓无法可依、无路可走、无处可诉,使得几乎每个普通民众都成为受害者,每个人的家乡都已“沦陷”。

结语:

1、 强制上环、结扎、流产、引产被捆绑在“计划生育”的无敌战车上横行了30年,不知损害了多少民众的健康和生命,也不知还要残害多久。

2、 希望政府能给被强制节育后深受各种后遗症折磨的普通民众以起码的生存和养老保障,他们被夺走了太多,有权要求最起码的权利和尊严

3、 希望有一天这些悲剧能不再上演,生命和权利在“国策”面前不再这么卑微。
 楼主| 发表于 2012-6-21 10:22:28 | 显示全部楼层
6月4日凌晨三点,在被强制注射引产剂36小时后,冯建梅腹内的死胎被排出体外。这个7个月大胎儿,已经近乎发育完全。一周之后,冯建梅与死胎的合影被上传到网络,引发轩然大波。

冯建梅的丈夫邓吉元告诉财新记者,这张照片是他的姐姐所拍。当时邓吉元正在赶回老家的路上,他的姐姐听说医院不让带出死胎,就为他拍了这张照片。后来,由于对这一行径感到强烈不满,就让朋友代为传到网上,进行控诉。

事件的发生地,正是陕西省的镇坪县医院。2007年,该县曾因周正龙假虎照事件而全国闻名。

冯建梅告诉财新记者,因为交不起生二胎的四万元罚款,6月2日上午九点,她被镇坪县曾家镇政府的二三十名工作人员押到医院,并在当日下午三点,被医生注射了一针“毒针”,进行引产。在带去医院的车上,由于她不断挣扎,也曾遭到殴打。在医院时,也没有其他家属在场陪同。

冯建梅的公公闻讯后赶到医院,却被镇政府的人拦在楼下。而她的丈夫邓吉元,当时还在内蒙古打工。家里的其他亲属,也大多集中在南京的一家医院,照顾身患癌症的婆婆。

据冯建梅介绍,5月29日,邓吉元离家奔赴内蒙古。5月30日,镇政府就开始派人过来,四人一班,每四小时一换岗,对其进行看守。直到6月1日早上,她借口外出买菜,跑到了邓吉元的姑姑家进行躲避,但在当日晚上,即被他们找到。镇政府的人用石头抵住门口,防止其逃跑。第二天早上,就把她押去了医院。

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栗永久则回应说,冯建梅并非被强制引产,“当时镇政府的好多人都去了,跟她做了好几天的思想工作,引产的事,她是同意的。”

栗永久还表示,冯建梅被引产时,妊娠刚刚24周,只有6个多月,而非其自称的7个多月。因此,并不违反28周以内“中期引产”的规定。同时,中期引产只是一种提倡,国家并没有完全禁止大月份引产。这主要考虑到大月份产妇属于高危人群,容易造成大出血,危及妇女生命,是基于计生站的设备和医疗水平,对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做出的限制。“冯建梅是在医院实施的引产,就算已经7个月了,也是合法的。” 栗永久称。

然而上述说法,却遭到了冯建梅和邓吉元的否认。冯建梅坚称自己是被强制引产,并曾遭遇殴打。邓吉元也表示,此前他曾带冯建梅去西安市慈爱医院和安康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检查,相关病例都能证明,被引产时冯建梅已经妊娠超过7个月。

栗永久还告诉财新记者,曾家镇前两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下滑,抽查结果没有达到95%的合格标准。故被挂了黄牌,到了今年,该镇想拿掉黄牌,就加强了相关工作。而邓吉元家非要生下这个孩子,就违反了当地关于二胎的准生政策,和政府产生了冲突。

但在邓吉元看来,当地超生情况其实非常普遍,镇政府尤其针对他和冯建梅,只是因为没有给钱。他向记者展示了来自镇政府工作人员袁芳的一条短信,“四万一分不能少,我都给你爸说了,他说没钱还能怎样。还是你们自己大意了,没当回事。”而囿于邓吉元母亲的病情,这时家中确已没钱。

对此,袁芳则表示“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挂断了电话。截至记者发稿,曾家镇政府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河北某县一位计生站站长告诉财新记者,冯建梅被注射的,可能是一种叫做依沙吖啶的引产剂,俗称利凡诺,是一种强力杀菌剂。根据卫生部、全国计生委联合下发的《常用计划生育技术常规》,适用于妊娠14-27周内要求终止妊娠而无禁忌症者。通过羊膜腔内注射后,将胎儿杀死,然后排出体外,成功率超过百分之九十。

据这位站长介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如火如荼开展之际,注射利凡诺针剂、以及钳刮术等强制性措施都曾被大量应用。但自1997年国家出台“七不准”政策,禁止强制性计划生育手术之后,就已经很少用了。但个别地区,依然存在违反政策的情况
 楼主| 发表于 2012-6-21 10:27:20 | 显示全部楼层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不再明确提倡“节育”

1958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二五计划”期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可谓风风火火。“大跃进”追求高速度,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增长,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等等。

“二五计划”生产急速扩张,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毛泽东开始转变对“节育” 的态度。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认为“人多好”,“现在还是人少”,同时他还认为当人民有文化了,就会自行“节育”: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很难叫农民节育。少数民族和人口少的地区可不节育,其他地方可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大跃进”致粮食产量陡降,“三年困难”出现饥荒

伴随着“大跃进”推进,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粮食危机也开始显现。195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约54.8 % ,农业总产值只增长了2. 4%,粮食产量增速仅为2. 5%,1959年,工业总产值增速为36.1 % ,农业总产值却为-13.6%,粮食总产量为17000万吨,减产3000万吨,同期下降15%,1959年农业总产值水平还不及1955年的水平。而1960年和1961年,粮食供应量进一步降到1958年71. 5%和74%的水平。随之而来就是大饥荒,据人口学家统计,从1959到1961年即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有1650万—3 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探讨大饥荒的成因:集权、计划失误与政治行为的影响》,杨涛,经济学(季刊),2010.04)
  

周恩来主张控制人口减少粮食供应来克服困难

自“大跃进”开始后,毛泽东就主张“人多力量大”,所以从1958年至1961年,“计划生育”几乎陷入停顿。但“跃进”过后,国家经济困难,民间饿殍遍野,领导层就试图通过控制人口减少粮食供应来应对。1962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谈到如何克服当前苦难时认为,首要做的是压缩城镇人口,减少粮食供应,而从长远来计要控制人口增长:

“我现在就谈谈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第一,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中央决定,一九六二年上半年要继续压缩城镇人口七百万人,其中职工要减少五百万人。在上半年精减的指标实现以后,下半年还要考虑提出新的精减计划。这是克服当前困难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要减现在的城镇人口,减现在的职工,还要控制人口的增长。在人口多的城市,在人口密的地区,应该提倡节制生育、计划生育。至于人口稀的地方,像江西省的农村,或者边远的省、自治区,比如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那些地方多增加一些人是好的。这也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计划生育”重启,其后成为国家政策

过往我国“节育”是以“提倡”为主,没有完整制度体系建设的。“大跃进”过后,国家对于计划生育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首先“计划生育”被作为一项国家政策来“认真”对待。1962年12月18日,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认真地长期地实行这一政策,有利于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有利于教养后代,有利于男女职工在生产、工作、学习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也有利于我国民族的健康和繁荣。因此,提倡节制生育预计划生育,不仅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而且符合有计划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
  

周恩来:光提倡不行,必须有计划,国家开始有计划调控人口

“计划生育”成为国家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后,领导层也一改过去“提倡”态度,转而试图通过国家计划来调控人口。1963年周恩来在人大常委会上就指出“计划生育”必须有计划:

“这就需要研究。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发展人口的计划,不能就这样听其自然,不管,因为我们国家大。即发展人口必须跟生产、教育、劳动力的安排等方面都联系起来,不可能孤立地发展。……计划生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提倡晚婚,一方面是提倡节育。……但是,光提倡不行,必须有计划,比如说在全国的城乡中,到底在哪些地方更应着力一些?”
  

“计生”目标:年人口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二以下,计生委员会成立

既然计划生育成了国家意志,那么建立机构执行政策就顺理成章了。63-64年期间,我国部分省市相继成了计划生育机构,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1964年年初国务院还成立了计生委员会。

那么“生育”如何计划呢?这可以参考周恩来对于“计划生育”的设想。周恩来的设想是先从城市开始搞计划生育,农村有步骤推行。谈到“计划生育”目标,他在接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被问及“中国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何时能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回应说:

  “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的第一步。现在有些城市计划生育工作搞得好些。但在农村,这方面工作还不能一下子收到很大的效果。……我们提倡计划生育。这方面工作在城市收效比较大,特别是学校、工厂、机关里的青年承认晚婚好,并且愿意结婚后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需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并且需要时间。二十世纪内,如果能使中国人口净增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那就太好了。现在,日本已经实现了这个指标。”
  

毛泽东对计划生育进度不满意,要求制造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

“大跃进”后,粮食不够吃,所以必须紧搞计划生育,在各种会议文件中都说得很明确。1961年5月、6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指出: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上去”。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售的九条办法》,规定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本年内至少减少1000万。

1962年的3月28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又明确指出:“目前的城镇人口仍然过多,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供养现有的城镇人口还有困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计划在1962年继续压缩城镇人口和精简职工。……在城镇和人口密度大的农村,要认真地提倡节制生育。”稍后,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卫生部门制订办法和创造条件,帮助群众进行人工流产或施行绝育手术。

此一时期,一直是周恩来站在提倡计划生育的最前线,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基本上持默许态度。1965年l月9日,毛泽东终于在同斯诺谈话时,对计划生育有了明确表态。埃德加·斯诺问:“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说:“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
  

粮食陡降不是饥荒主因,控制人口应对“困难”缘木求鱼 

从上述论述看出,领导层应对“三年困难”采取的是降低人口减少粮食供应,这一思路隐含的是,粮食与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担心人口太多粮食不够。其实这就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版,讽刺的是领导层却声称“不赞成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譬如周恩来说:“当然,我们在理论上是不赞成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因为粮食的增长率完全可以超过人口的增长率。更不同意他的结论,即通过战争和瘟疫来解决人口问题。(在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1963年2月26日)

周恩来显然自相矛盾的,但他认为“粮食的增长率完全可以超过人口的增长率”是有道理的,正如阿马蒂亚·森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说:“事实上,每公顷产量在世界上所有地区都一直在持续提高,全世界的平均数在1981—1993年期间是每年每公顷上升42.6%。就全世界的粮食生产而言,在1970—1990期间,94%的粮食增长来自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只有来6%自种植面积的扩大。”(《以自由看待发展》,P211,阿马蒂亚·森,中国人民大学,2002年),而在中国也符合这一趋势,经济学家茅于轼做过统计:中国人口1950年5.5亿,2008年13.3亿,增加了140%;人均粮食消费1950年239公斤,2008年398公斤,增加了66%。人口增加和人均粮食消耗增加导致粮食总消耗量增加了400%。与此同时,中国的耕地大幅度减少,但是,亩产增加了500%。(《如何实现“住有所居”》,杨丰来 黄永航,中国改革,2012.3.01)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饥荒?

阿马蒂亚·森在其著名《贫困与饥荒》中批判了马尔萨斯所秉持的粮食短缺造成饥荒的产生的理论,指出食物获取权的丧失才是饥荒发生的本质原因,“饥饿是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即使饥饿是由于食物短缺引起的,饥饿的直接原因也是个人交换权利下降……饥饿‘不仅仅’依赖于食物的供给,而目还依赖于食物的‘分配’。”(《贫困与饥荒》,阿马蒂亚·森,商务印书馆,2004年)

具体到“三年困难”,粮食减产是饥荒的必要条件,但不构成充分条件,这次大饥荒并没有打击到每一个阶层,比如上海的死亡率仅从1956年的6. 6 %上升到1959年的7.8%、上升幅度仅为18. 2%,而同期四川和安徽的死亡率上升幅度超过3倍;即使在一省内部,城市遭受的饥荒也要轻微得多,反而产粮区的农民才是主要要的受害者,因为这部分人群处于最底层,粮食被统购后,又没有获得任何保障。(《探讨大饥荒的成因:集权、计划失误与政治行为的影响》,杨涛,经济学(季刊),2010.04)

除此之外,粮食陡降主因还是体制本身。除了当时粮食产量浮夸风盛行,大放卫星外,国家发展工业化把劳动力抽去大炼钢铁,使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不足,一些成熟的粮食没有收上来烂在地里,导致粮食减产。在浮夸最突出的河南省,到1958年11月6日止,50%的棉花没有收上来,红薯和花生只收了70 %,粮食虽然已经收上来但打了场的只有60-70%。江西省德兴县1958年抽调万余劳动力去大炼钢铁,导致12万亩晚稻只收割10% , 17.9万亩冬种计划只完成27%,到1960年全县人口外流4.7万人,占全县15.8万人的29.7%。当时有顺口溜生动描写了这种情形:“禾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当然,我们不是主张对粮食与人口之间关系盲目乐观,任由人口盲目发展,而是说明饥荒主因不是粮食陡降,以粮食不够分为由控制人口,理由是不充分的,正如法国学者布吕内尔说:“今天的饥荒已经不再是经济困难和自然困难造成的不幸后果”;因此将控制人口作为应对“粮食不足”“饥荒”的政策,显然是缘木求鱼,而且这也有为政治失误推卸责任之嫌

 楼主| 发表于 2012-6-21 10:31:16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主要观点1、对形势的估计:若不控制人口,2007年会达到26亿

1953年建国后首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l,938,035人,估计每年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20‰。

这些数据引起了马寅初的注意,他怀疑普查结果。1957年,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介绍其近几年来的研究结果。他认为人口实际增长率已达到30‰,若不控制,50后将达到26亿:

“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30‰,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

同年6月,马寅初将其研究成果《新人口论》作为提案提交给了全国人大,并于7月5日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2、控制人口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

马寅初认为人口过大,会导致大量的国民收入用于消费,会减少用于扩大生产和再生产的资金比重:

“劳动人民把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用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部分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用作积累。……我国的国民收入在1956年将近900亿元,其中消费部分约为79%,积累部分约为21%。因人口多,所以消费大,积累小,而这点积累又要分摊在这许多生产部门,觉得更小了。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就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些。”

马寅初还从粮食和农民收入稳定角度考虑控制人口的必要性:

“我国人口增加率是30%,食粮增加率几年来是40%——50%,可见食粮增加很快,但是食粮增加的速率不能长期地这样下去,因为耕地有限,将来总要成为问题的。”
  

3、控制人口的手段: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

马寅初将其设想的控制人口的手段称作“计划生育”。具体的实施办法包括:1、普遍推行避孕;2、提倡晚婚晚育;3、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马寅初说:

“怎样实行计划生育,最重要的是普遍推行避孕。人工流产我是不赞成的,一则因为这是杀生;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三则会冲淡避孕的意义;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造成很大浪费。如果允许人工流产,年轻的夫妇们就会把希望寄托在人工流产上,不去避孕。关于提倡晚婚问题,我希望青年们不要视结婚为完全私人的事,我们正在养成集体生活的习惯,难道结婚不是集体生活的一部分吗?每对夫妇生几个最合适?有人主张生三个。我认为两个就够了,男孩代替父亲,女孩代替母亲。我还主张两个有奖,三个有税,以税作奖,不会加重国家负担。”

所谓“两个就够了,男孩代替父亲,女孩代替母亲”,也就是说,下一代的人口数量与上一代人口数量相等,人口将变成零增长——实际上长期实施,必将成为负增长

马寅初的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1、人口增长与经济的关系没马寅初设计的那么简单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认为放任人口增长会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其主要理由有二:1、由于中国人口过多,劳动力廉价,人们不愿意改进技术实现机械化,进而无法提高生产率。2、人口过大,会导致大量的国民收入用于消费,会减少用于扩大生产和再生产的资金比重。

这两个理由看似有理,其实有严重缺陷。马寅初单纯强调资金、设备和技术(即物质资本)等对生产率的促进,忽略了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按照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边际报酬递增的,人能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况且,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是不能持续提高成产效率的。比如,在劳动者素质和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单纯增加设备反而使效率下降,因为如果劳动力过少,无法操作新增的机器,那么新增机器就会闲置浪费。

在马寅初的语境里,人口而仅仅是“消费负担”,阻碍经济发展的。用一个案例很容易证明马寅初的谬误。二战之后的日本人口增长状况与中国类似:在1946~1949年间,人口出生率一度高33‰~34.3‰,这一数据,与1953年中国人口普查得出的20‰的人口增殖率很接近(马寅初认为是30‰),原因当然也一致,都是战后效应。1950~1955年,日本的人口出生率降低到30‰以下,增殖率则徘徊在11.1‰~17.5‰之间。这几年,也正是日本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日本经济在1956年前后进入高速增长期,其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却并没有出现马寅初所谓的那种“简单”关系
2、如果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中国经济或早已崩溃

笔者引用日本的案例并不是说明人口越多,经济发展就越迅速。经济发展与人口之间关系是复杂的,人力只是经济发展的其中一环,况且经济发展与不仅与人口总数,还与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素质等密切相关,马寅初只注重人口数量,不注意分析人口年龄结构,显然不合理。一般来说,人口的年龄结构的演变,与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日本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所以没有呈现出马寅初所谓“负相关”,年龄结构的变化恰恰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在青壮年劳动力充裕的时期,即便人口增长率很高,日本经济仍然在高速发展;相反,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即便人口出现负增长,其经济仍不可避免陷入低迷状态。

自70年代以来,“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的说法家喻户晓。这句名言的要害在于:它认为多出来的这三亿人,对国家发展乃至国民生活的提高,是负担而不是资源,是多出来的,是不必要的。这种认识是很严重的错误——因为如果没有这多出来的三亿人,中国经济早已陷入崩溃的边缘。

1959年是马寅初遭受批判最猛烈的一年,1979年是高层领导人说出“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名言的年份。假设这1959年没有批判马寅初,而开始实施其“生两个孩子的有奖,三个孩子的要征税,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的政策,我们来推演一下其最终的结果(引用数据,未注明者,全部来自《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

1、已知:1959年的总人口是6.7207亿;1979年的总人口是9.7542亿。所谓“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就是指这20年里所增长的3亿人。

2、已知:从1959年开始,到1979年,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也就是每对夫妻所生育孩子的数量)分别是:4.303;4.015;3.287;6.023;7.502;6.176;6.076;6.259;5.313;6.448;5.723;5.812;5.442;4.984;4.539;4.170;3.571;3.235;2.844;2.716;2.745。为简便计算,我们取其均值,约为4.82,也就是说,在这20年里,平均每对夫妻生育了4.82个孩子。

3、已知:目前没有1979年0~20岁之间的总人口的数据,但可以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倒推,1982年3-23岁的总人口数据是2.38137021亿。考虑到1983年的婴儿死亡率为41.37‰,这个数据应该略少于1979年0~20岁之间的总人口的数据,但总体出入不大。

4、已知:据《1990年以来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1999年40岁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的34.5%;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数据,1999年总人口数据为12.5909亿,即40岁以上总人口为:4.3438605亿。

5、计算:马寅初要求每对夫妻只生育两个孩子,实际每对夫妻在1959-1979年间则生育了4.82个孩子,也就是说,有〔(4.82—2)/4.82〕×2.38137021亿=1.393249亿的0-20岁的人口将不会出生,1979年0-20岁的人口只有1亿。也就是说:20年后的1999年,20-40岁的人口数将不会超过1亿(考虑非正常死亡);40岁以上人口总数,则如上文计算,是4.3438605亿;因为假设1979-1999年期间仍坚持马寅初的“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方针,所以,新出生的0-20岁的人口总数,也不会超过1亿。

也就是说,倘若从1959年开始执行马寅初的“计划生育”,到1999年,中国将只有6亿人口,其中40岁以上人口4亿,20-40岁人口约1亿;20岁以下人口约1亿。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老龄社会!。
  

3、正是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促进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

正是中国1950和1960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在改革开放时代恰逢劳动年龄,进入劳动市场,为改革开放带来了不断的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虽然我国从1960年开始有计划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但在很长时期里,我国老年化程度并不严重。例如,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间,少年儿童占人口((0-14岁)比例从36. 3 %降低到22. 9 % ,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重从59. 3%提高到70. 2 %,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比重从4. 4%上升到7. 0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1)。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大大减轻了人日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件下,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人日红利。”(《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一一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蔡昉,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
  

4、马寅初的理论建构在特殊条件下,今天早已不适用

马寅初获得过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何以这样一位资深的经济学家,会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解读成一种简单的“负相关”关系呢?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充分了解马寅初提出其《新人口论》的历史背景。现在很多吹捧马寅初人口理论的学者,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有特殊的前提的。这个特殊前提,就是毛泽东时代所开启的“城乡二元体制”。这个前提,马寅初在其许多文章、著作中都提到过,譬如:

“我国各项建设,首先是重工业建设,所必需的成套设备和各种重要物资,好多是从国外输入的,但要进口多少重工业物资,得先看出口多少农业和轻工业物资,而轻工业物资也要用农业物资作原料。和轻工业物资,而轻工业物资也要用农业物资作原料。由于我国化学工业、特别是有机化学工业还不发达,轻工业的原料,大约有90%以上要依靠农业,故农业的扩大或缩小,丰收或歉收,对重工业或工业化有决定性的影响。若人口的增殖听其自流,不加以控制,工业化的进程,未有不受其影响者。”(马寅初,《新人口论》)

马寅初这段话说得非常明白:农业产出的多少,决定着中国的工业建设能走多远。为了尽可能获取更多的农产品,以换取“社会主义工业化”总路线的实现,政府在1958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推翻”了54宪法关于公民居住、迁徙自由的规定,“城乡二元体制”就此成型。搞“城乡二元体制”的目的有二:一方面,政府须维持住现有的农业产量格局,其基本手段就是努力将农民限制在土地上,防止其因城乡收入差距的诱惑进城而造成抛荒;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手段增加农业产量,按照毛泽东的设计,其基本手段则是引导和组织农民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这两者都需要严防死守城乡差距,控制农民弃地进城。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正是建构在这种“城乡二元体制”的前提之下的。(编辑注:关于“城乡二元体制”问题,可详见《辞典·迁徙自由》)

马寅初的基本逻辑是:搞计划生育,使农村人口减少,进而消费额度降低,积累额度增加,促进国家工业化加速,进而反馈到农业,促进农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农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的逐步发展所引发的农业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幅度,恰恰与搞计划生育所引发的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幅度同步。在坚持“城乡二元体制”的前提下,这个逻辑显得相当完美。

但事实上,“城乡二元体制”是维系不下去的,“三年大饥荒”惨痛的事实,就是明证;1980年前后国家仍不得不每年进口粮食1000多万吨,也是“城乡二元体制”不可能通过牺牲农民利益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证据——世界上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通过坚持“城乡二元体制”来完成其工业化的。

前提既然不成立,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显然也只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早已没有现实意义了

 楼主| 发表于 2012-6-21 10:34:58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将“节育”与其计划经济理念结合起来建国前后毛泽东认为人多是好事

建国前,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针对此艾奇逊看法,1949年9月,毛泽东以《历史唯心观的破产》一文反驳:“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之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己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己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这次对美国政府所持有的马尔萨斯主义和唯心历史观的批判,为当时“人口”政策的定下基调。所以,在1949年到1952年,节制生育被当作帝国主义“和平的杀人”及马尔萨斯主义批判。建国前,旧知识分子主张节制生育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建国前那些曾经主张节制生育的专家、学者,甚至连医务人员也都不再宣传节制生育了。
  

56年毛泽东提出把“节育”与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

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开启后,民众的生活发生改变,要求节育的人逐渐增多。孩子生得多,家庭收入少,家庭负担重,日子不好过,越来越多的家庭要求实行避孕节育。同时,1953年公布了首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当年6月30日全国拥有的人口数量为58260万人,不到四年,就比建国时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多出一亿多,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0‰。这一数字引起了领导层的忧虑。所以,不久之后,我国对于民众避孕和节育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1953年8月,副总理邓小平指示卫生部改正限制避孕和节育的政策,要求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次年,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又说:“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人多,这是我们的一个优点。但是,优点中也带来了困难,这样多的人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由上述可见,我国对于节育问题有了转变,但又较为谨慎,不广泛对外宣传。这可以参考周恩来的态度。1954年2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目前提出避孕问题是可以的,只是不要写在决议上。

真正对“节育”态度明朗化是在1956年,这一年我国首次把“节育”写进政府报告。1956年9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其时政府倡导避孕节育,也是为了避免人工流产对妇女的伤害。”

这年的10月12日,毛泽东也公开讲话,表达了自己对“节育”的支持:“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育。”
  

57年毛泽东说: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

1957年3月1,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说:

“刚刚革命,刚刚搞社会主义,这个生活怎么会好起来?粮食怎么会多起来?粮食多了没有呢?是多了。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年,我们只有二千二百亿斤粮食,去年我们就有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一千四百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一九四九年缺少粮食,现在还是不够。要过好生活,现在我们搞出十二年的生产计划、科学计划、农业计划、工业计划,一步一步来生产、工作。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这个问题容易懂,青年人可不容易懂,好像他们一到世界上样样要像个样子。因此,要向他们进行教育,要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特别是对青年进行教育,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

毛泽东后两次讲话都是从“粮食安全”来考虑要不要控制人口的,虽然他对人口的多少态度尚未明确,但他依然主张“还是要节制生育”。

马寅初响应毛泽东,提出《新人口论》毛泽东讲话后,马寅初才公开提出自己的“节育”思想

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倡“节育”思路后,马寅初接着提出自己的“节育“思想:

“我听了两次毛主席的谈话,他对中国人口问题有深刻的了解,也有很正确的地方,他主张我们中国人口控制在六亿左右。……两年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在浙江小组提出了我国的人口问题。……我们却有很大的问题,人口这样多,多于苏联三倍,不能不谈。但因为反对的人多,我自动收回。不料两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最高领袖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的看法,这是一件可喜的事,他所见所闻远比我广,得出的结论一定更正确,因此我对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如按百分之三的增长率来算,中国六亿人口,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十五年后有九亿三千万,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那是不得了!那有好几个问题要发生了,第一教育,现在我们就有五六万人不能升大学,还要房子,老师也来不及。五十年后二十六亿人口吃的东西怎么办?上山去开荒?向外发展嘛!那就不能和平共处,我想政治界人士对和平共处也要想想这个问题,要看到五十年以后怎么样?因此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要控制在六亿人口左右,尽一切力量来发展科学,倘若人口增长与科学发展同步进行,那是不行的,一定要说科学进步超过人口的增长,那么人民生活水平、物质水平、文化水平才能提高。这个问题要请科学家们努力。苏联大概有二十二万人研究科学,都是一面在校培养学生,一面从事研究工作。科学家一定要与年轻人在一起才能年轻,我不是在拉科学家,而是说教学与研究应该一致,研究出来了就告诉学生。我同意邵力子先生的避孕方法,不过我要提出一些意见,当然农村女人封建思想很多,却要多子多孙,五世其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避孕工具太贵,要一块多钱,而且套子一弄就破,为什么要这么贵,而且质量不高?我想一定要用行政手段,提高技术。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请毛主席出个主意要周总理去执行。”

马寅初发言后,毛泽东做肯定回应,并认为“节育”问题值得研究:

“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能够使他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

上述就是马寅初“中南海谈论人口问题”的始末。长期以来传言马寅初早于毛泽东等领导层提出计划生育问题,显然不是史实。
  

获得毛泽东肯定后,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

“节育”思想经过毛泽东的肯定后,“计划生育”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了。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节制生育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也是国家的事情”。可见,当时社会各界对“节育”已不抵触了,马寅初也捉住了这一机会宣讲“新人口论”。自3月到5月,马寅初前后五次公开谈论“人口问题”。到了7月5日,马寅初以全国人大会议上书面发言的方式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
  

和毛泽东一样,《新人口论》主要从“二五计划”的需要,来论述控制人口的必要性

马寅初在其《新人口论》中开宗明义说控制人口的目的,是要“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但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大多都是从工业化资金积累方面论述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譬如他认为人口过多会阻碍工业化进程,因为工业化与农业密切相关:

“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周恩来总理在《关干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说:“国家建设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我们可能积累多少资金和如何分配资金。我们的资金积累较多,分配得当,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就会较快,国民经济各部门就能够按比例地发展。”

“我国各项建设,首先是重工业建设,所必需的成套设备和各种重要物资,好多是从国外输入的,但要进口多少重工业物资,得先看出口多少农业和轻工业物资,而轻工业物资也要用农业物资作原料。和轻工业物资,而轻工业物资也要用农业物资作原料。由于我国化学工业、特别是有机化学工业还不发达,轻工业的原料,大约有90%以上要依靠农业,故农业的扩大或缩小,丰收或歉收,对重工业或工业化有决定性的影响。若人口的增殖听其自流,不加以控制,工业化的进程,未有不受其影响者。”
  

和毛泽东一样,《新人口论》还从粮食与农村稳定角度论述控制人口的重要性

马寅初跟毛泽东思路一样,也从粮食和农民收入稳定角度考虑控制人口的必要性:

“虽然在1953年至1956年之间,每年开垦了1 400多万亩荒地,但由于人日的增加,每人平均分到的耕地,已自1953年的2 .8亩降至1955年2.8亩。况自然灾害影响着农业生产,使农民的收入极不稳定。农民收入之不稳定如此,要完全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必需多兴办像三门峡这样的大水利工程,这有待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推行,尤有待于资金的多多积累。故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对此问题,马寅初在另一处谈得更为清晰:“我国人口增加率是30%,食粮增加率几年来是40%——50%,可见食粮增加很快,但是食粮增加的速率不能长期地这样下去,因为耕地有限,将来总要成为问题的。”

马寅初还将其设想的控制人口的手段称作“计划生育”。具体的实施办法包括:1、普遍推行避孕;2、提倡晚婚晚育;3、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

毛泽东转向“大跃进”,马寅初没跟上形势二五计划”转入大跃进模式

1958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这“二五计划”期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可谓风风火火。“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
  

毛泽东的人口观发生变化:“人多是好事,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正是由于“二五”计划生产急速扩张,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毛泽东开始转变过去对“人口”多少的态度。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认为“人多好”,“现在还是人少”,同时他还认为当人民有文化了,就会自行“节育”:

1958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说:“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很难叫农民节育。少数民族和人口少的地区可不节育,其他地方可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你现在要人家节育,但我们一是工具不够,二是宣传不够。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人类还不能掌握这个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几亿人口还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看要搞到七亿人口,就会紧张起来,邵(力子)先生那个道理就会大兴。邵先生之道大兴之日,是七亿人口到八亿人口之时。你现在讲,他横直不听。但是我并不是说不要做宣传,不要制造工具。要做宣传,要尽可能做宣传。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生育的。像日本人一样能控制。现在人多一些,气势旺盛一些。要看到严重性,同时也不要那么很怕。我是不怕的,再多两亿人口,我看问题就解决了。走到极点就会走向反面。现在我看还没有达到极点。中国地大物博,还有那么一点田。人多没有饭吃怎么办?少吃一点。要节省。一方面讲节育,一方面要节省,要成为风气。”
  

毛泽东称赞人多是好事,不等于他反对“节育”

从上述论述来看,毛泽东认同人口多是好事,但没有明确反对“节育”,甚至认同“节育”,只是时间未合适,而是需等人口达到一定的临界点才实施。所以,一直以来,有诸多人们认为马寅初因为提出“新人口论”提倡“节育”而受到领导层的批判,显然与史实不符。那么马寅初被批评的实情是如何呢?学者梁中堂在其《马寅初事件始末》一文中总结道:

“批判马寅初的活动是由1958年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师生的大字报产生的,即使后来的光明日报和《新建设》的批判活动,也都具有一定的自发性质。所谓自发性,是指与运动中由党组织决定的有组织和有领导的批判活动相区别的。像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国家干部,如果在运动中被批判都要按照干部管理的权限履行审批程序。被党组织明确决定的批判活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和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行为,批判前就有计划要达到某种预定的结果,运动后期还要对批判对象做一定的政治结论和进行组织处理。马寅初事件则不具有上述特征。分析批判活动中的几次关键性环节,都是因为马寅初和光明日报、《新建设》以及北京大学3个学会较真、叫板和互动的结果。1958年北京大学师生給马寅初张贴大字报随同其外出视察就基本停止,光明日报在马寅初不再做回应后也已经偃旗息鼓。在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的批判活动中,无论光明日报、《新建设》,还是北京大学的几个学会,都是随着马寅初住院退出战斗而不了了之的。事实上,如果马寅初能够像傅鹰总结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运动中那样表现,“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也早就“鼓掌通过”了。”

“党和政府没有批判马寅初,康生、陈伯达也没有插手过批判活动。除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和辩论会以外,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也主要限于民主党派和学术界的一些报刊。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主办的机关报刊则基本上没有参与和介入批判活动,表现了共产党对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所具有的政治原则。”
  

“新人口论”没能跟上大跃进的步伐,所以马寅初才遭到批判

梁中堂的描述大致符合史实,但也有缺陷和错误。先说缺陷,就是没有能够解释何以学术界会出现批判马寅初的运动。刘少奇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一段不点名批评,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刘少奇说:

“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可以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

很显然,这个“某些学者”,指的是马寅初。1958年是“大跃进”之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跟不上形势的需要了。

再说错误,梁中堂说:“党和政府没有批判马寅初,康生、陈伯达也没有插手过批判活动。除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和辩论会以外,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也主要限于民主党派和学术界的一些报刊。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主办的机关报刊则基本上没有参与和介入批判活动”——后两句是确实的,但第一句话不准确,前面引述的刘少奇讲话就是证明;陈伯达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批判,但正是他第一个前去北大隐晦地点了一把批判马寅初的火

 楼主| 发表于 2012-6-21 10:38:12 | 显示全部楼层
台湾的“家庭计划”是什么?台湾的人口压力,是从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开始的,大量“外省人”的涌入,给台湾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台湾政府的应对政策,是从60年代开始推行“家庭计划”,也就是大陆所谓的“计划生育”。

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台湾的“家庭计划”有过许多的修改和变化,但总体上,它包括了如下两大内容:

一、深入农村和城市基层社区,向生育孩子多且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宣传现代医学知识,进行避孕指导,提供安全、方便且经济的避孕药物和工具,希望他们能接受并经常使用,限制甚至停止生育。但这种宣传必须遵守两个前提:1、夫妻双方都自愿同意;2、不影响性生活和婚姻关系。

二、致力于改变民众的生育观念,1、改变“多子多福”的观念,倡导“适龄结婚,适量生育”,提倡“两个孩子恰恰好”,每个家庭最多不超过三个孩子,宣传“子女少、幸福多”;2、改变性别观念,特别是重男轻女的观念,倡导男女平等;3、培养民众生育要有间隔的观念,最具代表性的是67年提出“五三”口号,希望民众将生育间隔控制在三年:婚后三年才生育、间隔三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三个孩子、三十三岁前全部生完,这样对妇女和婴儿的健康以及对家庭经济情况都有好处

虽然和大陆的“计划生育”目的一致,宣传口号也大致相同,但台湾的“家庭计划”最大的特点是:绝不依靠行政力量去粗暴实施,既没有行政强制的“一胎政策”或“二胎政策”,更不容许出现强制人流的惨剧。
家庭计划”的执行方式与大陆完全不同一、节育与否完全自愿,绝不用暴力方式强制推行

与大陆采用强制甚至暴力手段执行“一胎”政策不同,在推行家庭计划工作时,台湾当时一直强调民众是否选择节育,想生几个孩子,完全取决于其自身意愿。政府的人口政策只能以宣传教育的手段进行,不能通过强制力量和暴力去落实,这是“家庭计划”的基本原则。1966年,时任考试院长的孙科(孙中山之子)明确强调了这一点:

● “讲到人口繁殖太快,现在科学上、医学上已有有效的办法可以加以缓和的,不过这种事情不能够用强制的力量去执行,因为一个家庭要养儿个孩子是要由夫妇自行决定的,如果政府限定他们只许养两个孩子,不能再加第三个,这是做不到的。……暴力的方法不是我们所采用的。我们只能用辅导的方法或者鼓励的方法,用教育、宣传,使开始要成家或已婚的成年人衡量其负担能力,考虑其适宜的生育数目,使他们自己认识如果子女不断地增加,会不得了的。这个问题得到普遍了解后,人口繁殖速度自然而然可以和缓,这种做法不是强制,而是人民根据我们传统的伦理习惯,自愿去做的”。(刘克智《台湾人口政策》)

1969年4月台湾公布的“人口政策纲领”中再次重申:“国民得依其自由意愿,实施家庭计划。”那么,在实际执行中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呢?

首先就执行者而言,在大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是计生办的官员,而且将计划生育效果同当地最高行政官员的政绩相挂钩,这就导致了当地“一把手”必须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否则其仕途将会受到影响。

台湾则完全不同,“家庭计划”的执行并非交给专门的“计生官员”,也不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责任,而是卫生部门的职能之一,由其下属的家庭计划委员会负责:

● 省卫生处家庭计划委员会是省卫生处在经合会、农复会及美国纽约人口局等的鼓励与支持下成立的……家委会雇用的专责实地工作员,称“家庭卫生工作员”,与辅导员一起……配置在240个乡镇区市卫生所,专责推行家庭计划,最主要的工作室下村做家庭访视,鼓励适当的妇女装置乐普,以调节生育。(卢忻谧、梁妃仪、蔡笃坚《台湾家庭计划之奠基启航——以周联彬教授口述访谈为主轴的探索》)

编者注:乐普,Lippes Loop,美国医师Jack Lipps发明的子宫内避孕器。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被认为装置方便、效果好副作用少,不用时取出也很方便,不影响生育。

其实就工作性质和知识结构而言,避孕节育本来就只能是医疗卫生机构的活儿。

其次,这些工作人员到乡村并非像大陆的计生官员一样蛮横无理,一心想着罚款抓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1962年4月就加入家庭计划工作的彰化县员林镇卫生所护理佐理员李鹤子回忆说:

● 当时台湾是个保守的农村社会,许多妇女视节育为羞耻的事,因此接近他们极为不易。加以中国社会“重男轻女,多子多孙”的观念,更使工作推展倍加困难。因此只能以不辞辛劳的精神来弥补这种先天的困难,并以无比的耐心向妇女民众解说接听计划的意义,慢慢地引导他们认同我们的工作。有时必须辅以妇幼卫生知识及子女教育问题来促使他们的重视,有时则要耐心的倾听他们的家庭问题,适度的给与见解,让他们引你为师友;有时更必须忍受不谅解民众的眼光与冷嘲热讽。(卢忻谧、梁妃仪、蔡笃坚《台湾家庭计划之奠基启航——以周联彬教授口述访谈为主轴的探索》)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台湾的做法不但不是强迫式的,而且是出于“帮助”立场进行耐性地劝说解释。正是以这种反复的解释引导而非强硬灌输,才不会引起民众反感和抵触情绪,也才能让他们甘心情愿的去节育避孕,而不是跟工作人员“打游击”。
  

二、工作人员到工厂、乡村手把手教妇女如何节育,而不是把她们抓去堕胎

大陆推广计划生育政策除了一般宣传之外,主要是靠行政力量进行管控,同时将生育同个人前途、户口、福利甚至基本生活资料的获得捆绑起来,逼民众就范。因此,这种推行方式往往让人反感,也难免粗暴方式时有发生。以计生口号为例:“一胎上环二胎扎,计外怀孕坚决刮”、“该扎不扎,房倒屋塌”、“逮着就扎、跑了就抓,上吊给绳、喝药给瓶”等。这些毫无人道的恐吓型标语口号如何让人能从内心认同和理解计划生育政策。

台湾方面推行“家庭计划”的主要手段是宣传教育,与大陆冷冰冰的宣传方式不同,台湾在宣传时很讲究宣传策略,能够让民众真正认同家庭计划是在帮助自己而非剥夺自己生育的权利。台湾“家庭计划”的教育推动工作的细致和人性化从以下几点就可看出:

【1、到工厂、农村去当面手把手教妇女如何避孕】

因为当时观念中倾向于多生孩子、缺乏避孕尝试的女孩子一般都没有读过书,他们要么在农村,要么就是在一般的工厂做工,要让宣传教育覆盖到这部分人群,就必须从最基本的生理知识开始手把手教他们。

在城市中,工作人员不断进入工厂去告诉女工避孕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避孕才不影响健康:

● 女生有念书的就是在学校,不必太做家庭计划,没有念书的在工厂的话就很容易结婚,很容易交男朋友,所以我们就进入工厂里面做家庭计划,告诉这些女工怎么样会怀孕、怎么样避孕,有性行为没关系,但是重要的是不要有小孩子,到工厂里面去教。(卢忻谧、梁妃仪、蔡笃坚《台湾家庭计划之奠基启航——以周联彬教授口述访谈为主轴的探索》)

在乡村,不管有多远,不管当地风俗如何,工作人员都必须硬着头皮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宣传。从1962年第一批推动家庭计划的基层工作人员开始,他们就不断会面临各种问题:

● 直接面对民众是第一线工作的主要特征,大部分时候工作人员必须以家庭访视或门诊、电话等方式实施个别妇女(或夫妇)之教育指导,有时候她们也必须上台为集合民众实施团体教育。吾人知道,家庭计划教育非仅单纯之传授避孕知识,其要义更在观念与态度之改变。对于早期的工作人员而言,由于社会民风的保守,遭遇民众的抗拒、规避及至于发声尴尬、挫折甚至羞辱着,几乎是常有的事情,非具高度工作热忱并持以坚忍毅力者,便不可能长期投入家庭计划工作。(卢忻谧、梁妃仪、蔡笃坚《台湾家庭计划之奠基启航——以周联彬教授口述访谈为主轴的探索》)

不畏艰难,坚持不懈地深入乡村给民众做宣传,是家庭计划成功的关键。

【2、根据女性生活特点研究使其自愿接受避孕的最佳宣传方式】

为了让合理避孕的观念能够真正为女性所接受,工作人员不断根据女性的生活、生理和生育特点,研究最好的宣传方式。比如尝试通过寄信的方式进行宣传:

● 寄信的方式用的相当普遍,就是寄信给刚刚结婚的,告诉他说不要马上怀孕,应该享受新婚,等两三年以后再生,这是一个方法。还有刚刚生孩子的妇女可以说是主要的对象,因为她假如生一个孩子,我们就告诉她间隔要拉长,假如已经有三个男孩子,我们就再劝他停止……不同的教育对不同的对象发信。(卢忻谧、梁妃仪、蔡笃坚《台湾家庭计划之奠基启航——以周联彬教授口述访谈为主轴的探索》)

最后的效果证明,在女性生产之后给她们发信很有效,因此后来的二十年间家庭计划的执行者们坚持用这种方法进行宣传。此外,如何才能让农村不识字的女性普遍接受到宣传信息呢?工作人员根据他们的作息时间和兴趣爱好,确定用广播的方式最有效,而且最好在下午两点到四点宣传:

● 乡下女人比较忙,有时间大概都是吃中饭以后两点钟到四点钟比较空闲,比较有时间听广播。那问她听什么节目?政治演说她们没有兴趣,最喜欢听的是台湾歌仔戏,那个时候歌仔戏天天在唱……我们就买广播时间,很短的时间,把信息发出去,这样的话,我们就能保证我们的宣传信息真正能够到达真正的目标听众。(卢忻谧、梁妃仪、蔡笃坚《台湾家庭计划之奠基启航——以周联彬教授口述访谈为主轴的探索》)

【3、适时推出贴近民众生活体验的标语口号】

与大陆类似“计划生育利国利民”之类假大空的标语以及哪些带有威胁恐吓性质的口号不同,台湾家庭计划的宣传口号总是站在民众的角度,用贴近其生活体验的口号让其觉得自觉避孕合理生育确实能让自己家庭幸福。

比如家庭计划刚开始时,工作人员从健康角度提出“节制生育可以促进母子健康”,希望宣传“健康”的概念让人接受家庭计划。1967年又提出非常适应媒体宣传“五个三”口号。1969年“小家庭,幸福多”从家庭幸福的角度让人们体会家庭计划的用意。此时的口号还有:“家庭计划应趁早,两个孩子恰恰好,女孩男孩一样好,两个孩子不算少。”其中“两个孩子恰恰好”几乎就是家庭计划的同义词。
  

三、致力于通过科研寻找最安全方便有效的避孕方式,而不是热衷于结扎和人工流产

大陆在计划生育中常用的强制避孕方式是结扎和人工流产,这两种手段对人体伤害极大,而且会破坏夫妻性生活质量,还经常给人带来严重的精神伤害,因此很难被民众普遍接受。

台湾在选取避孕手段时非常慎重,因为家庭计划的推行是一种政府行为,其覆盖率和公信力决定了其所推行的避孕技术影响巨大。那么到底哪种手段对避孕者最有效,同时又能保证其身体不受伤害呢?

当时研究和推广避孕技术的医生确立的指导原则是:“家庭计划(即狭义的避孕指导),必须具有医学上的安全性与效果,但也不能破坏夫妻的精神生活,尤其是性生活的和谐满足。”

为了研究合理的避孕方式,医学机构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不同大小的乐普之实验研究、不同剂量的口服避孕药之实验研究、铜T子宫内避孕之实验研究、内视镜结扎之实验研究。”

最后的研究成果表明,乐普是最适合的避孕方法。因此,台湾家庭计划一开始就以宣传乐普避孕方式为主,采取多种手段鼓励妇女多装置乐普并持续使用。对一些体质不适应乐普的妇女,则推荐口服避孕药。(卢忻谧、梁妃仪、蔡笃坚《台湾家庭计划之奠基启航——以周联彬教授口述访谈为主轴的探索》

家庭计划”效果显著,台湾生育水平持续降低由于家庭计划的推行让避孕节育的技术和观念深入人心,迅速改变了台湾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到80年代初期,台湾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型,实现了低生育率,很好的控制了人口增长。总的说来,家庭计划的主要成果有以下三点:

1、台湾妇女生育水平已经处于全球最低之列。在家庭计划实施之前,台湾妇女的总和生育率高达5.75,1983年降到了人口更替水平的2.16,而到1990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80,低于更替水平。现在台湾的生育率仅为1.1

2、妇女避孕的比率很高。60年代初20~39岁妇女仅有21.8%避孕,实施家庭计划两年之后,提高到了30.5%,1972年时已经达到51.2%,到1981年时达到70.6%,1990年跃升至80.0%。青年妇女多数采取了避孕措施是生育水平降低的基础。

人们的生育观念变化明显。台湾适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由60年代的4个降90年代的2.4个,说明“多子多福”的观念已经基本被抛弃。

参考资料:卢忻谧、梁妃仪、蔡笃坚《台湾家庭计划之奠基启航——以周联彬教授口述访谈为主轴的探索》;刘克智《台湾人口政策》;刘云《台湾的家庭计划》;盛朗《台湾的人口与家庭计划》;冯占联《台湾家庭计划管窥》;蔡宏政《台湾人口政策的历史形构》等
发表于 2012-6-21 12:28:21 | 显示全部楼层
看不下去了
BY的方法很多种
干吗非得上环结扎
女人经历了分娩的疼痛
多不容易啊
BY的事就不应该再折腾女人啦
发表于 2012-6-21 12:40:59 | 显示全部楼层
带个戒指还得时间去适应呢
上环得看个人的体质
有上的好,也有不适应的
个人觉得很恐怖
也很伤自尊
偶坚决不上
爱咋咋地{:soso_e127:}
发表于 2012-7-12 13:08:01 | 显示全部楼层
其实,人们的文化素质提高了,计生意识就增强了,计生政策自然遵守了。何苦.......
发表于 2012-7-12 22:37:46 | 显示全部楼层
计生,可以理解为:国计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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